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5/10页）

侯方岳给我回信说，他估计我那个时候会回来，曾经打电报给广东省委，说假如碰到，就设法把我送到昆明去。大概是错过了。他告诉我，现在回云南很困难，因陆路上只有不定期的汽车，还是留在北京工作吧。他还说，他已将我在云南的工作情况整理成材料交给了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叫我去找安子文。

我第一次去中央组织部时，安子文不在。不久后我又去了一次。出来一个姓蒋的，他问我：“你是不是一定要见安子文？”我说：“不一定，我只是来找我的党组织关系。”他说：“那我可以跟你谈。”他跟我谈了两三次。他问的范围很广，很仔细，连美国的政策，我对美国的看法等都问到了。谈完后，他说：“你把你谈的内容写个书面材料。”我无所谓，我对党是没有什么隐私的，就连我在美国的私生活都写了。最后我去找他。他说：“你的事情中央组织部已经给你弄好了。”经过教育部的黄新民（他那个时候负责接待留学生），我和丁儆被介绍去华北大学工学院。这个学校是从解放区搬来的。当时华北大学一分两半，人文社科那一半叫中国人民大学，理工那一半叫华北大学工学院，后者后来又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也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

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熊：您是不是在招待所住过一段时间？

傅：对，9月27号到北京。10月1号就请我们全体观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国庆节。我们这些留学归来的人穿得五颜六色的，他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去买一套人民的服装。吃完早饭后，我们穿着中山装到天安门观礼。当时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是没有这种检阅场面的。美国也有游行，但不像中国的这么庄严这么整齐。复活节美国有游行，也有彩车这些东西。但是，只有主要由女中学生构成的军乐队很整齐，其他的人都是随便乱走，并没有排成方队什么的。

留美科协能够号召这么多留学生归国，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主观上的努力。我们的主观努力也有，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定要发展。因为毛泽东发表过文章，反对一党独裁、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曾回答路透社记者的问题。当时这个回答以英文在美国的报纸上报道了出来，我们中国人创办的一个杂志还登出了中文版，影响很大，我记得很鲜明。他说，中国不但要实行民主，反对一党独裁、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还要实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哪四大自由？就是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人民富裕起来的自由、保证个人不受迫害的自由，同时还要建立林肯所讲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些言论很有号召力。大家都想，经过一百多年的苦难，中国终于解放了，一定是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国家，一定需要建设，一定需要科学技术，需要教育。所以，大量的留学生，包括相当一批已在美国工作，生活得很不错的，把好条件丢掉了回国。后来，这些人中，有好多人被划成右派。真是想也想不通，到现在我都一直想不通。

熊：回国之后，您何时感到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傅：很快我就感觉不适应。在美国，我曾获得机会两次接触美国的大人物。第一个是杜鲁门总统。杜鲁门本是罗斯福政府的副总统，罗死在任上，他就变成了总统。1948年时，他竞选下一届的总统。当时，民主党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体育馆里面召开大会，以决定该党的总统候选人。那时候我正好在那上学。放假了，我提着书包上街，我发现街上与平时不同，隔着十多二十米就有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站岗，两边都如此。我感觉奇怪。忽然间，我看见杜鲁门穿一身白色的西装，坐着敞篷汽车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辆吉普车。杜鲁门向街道两边的行人打招呼。我看见有的人比较热情地回叫一声，“Oh, Mr. President”。但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理他。我在街道旁走着，没有人说不准我们走。我们走我们的，杜鲁门走他的。我接触的另一个大人物是罗斯福的另一个副总统斯塔森（Harold Edward Stassen），他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时的校长。有一天，我在食堂买了一份饭，坐下来吃。忽然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也拿了饭过来，很客气地问我：“可以跟你坐在一起吗？”我说：“当然。”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后来有朋友对我说：“好家伙，你知道刚才跟你谈话的人是谁吗？那是校长，前副总统。”我这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