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4/14页）

熊：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您还参加了胰岛素合成工作。

邹：我是胰岛素全合成工作的热情支持者之一，并领受了胰岛素A及B链拆合的任务，担任这个课题的组长。这个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959年上半年就有了结果。我想，关键的是，一开始我们找的路是对的。我们分析了前人失败的原因，改变了做法，后来就比较顺利了。

熊：前人为什么失败？

邹：他们用的是强氧化条件。后来我就想，这个过程急不得，要慢慢来。慢慢的才有时间，两条链才能配合好。强氧化条件一下子就把它们氧化并连起来了，而它们还没配好呢，所以就没成功。因此我就不用氧化剂，用低温（0—5摄氏度）。后来发现低温很关键，温度越高，产率越低。低温和缓慢氧化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两点我们一开始就抓到了，所以后面一直比较顺利。

熊：产物的活性很快就比较高了吗？

邹：很快就有10%了。从10%再往上，就得慢慢来了。

熊：第一次成功拆合发生在什么时间？

邹：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反正在1959年上半年就有了结果。为什么这个时间我记得比较清楚呢？因为当时讨论过发表不发表的问题。

熊：当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谈的？

邹：不能发表。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原因，德国人在做，美国人也在做——我们当时就听说了，如果我们发表了，他们就会用，所以在主观上不能发表；再就是客观上是没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科学》已经停刊了——“大跃进”期间停刊。那时候不允许到国外发表，要发表就只能到《中国科学》，而《中国科学》停刊了，所以没地方发表。

熊：拆合工作的价值您能介绍一下吗？

邹：第一个当然就是较快、较早地为胰岛素合成决定了路线，为整个合成的成功抢了时间。第二呢，我讲两个类似的工作，可以从比较中知道它的重要性。国外的拆合工作是1960年发表的，他们恢复的活力只有1%—2%。这个工作是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的——被认为非常重要。同一个工作，人家拆合成功，虽然产物只有1%—2%的活性，已经可以到Nature杂志上发表，而我们在1959年就已得到大约10%的产率。而且我们得到结果的时间比他们也许还要早一点。这是第一个工作。第二个类似的工作是美国人安芬森（Anfinson）做的。他还原核糖核酸酶，然后重新氧化，得到了高的活力恢复，他后来因为这个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核糖核酸酶是一条链的，就一条多肽链，含有四对二硫键；我们这个是两条多肽链，还原、重新氧化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在本质上正确组合的概率要小得多，从理论上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得到了10%的活力恢复。他那个工作正式发表于1961年，和我们同时。假如我们得到结果马上就拿到Nature杂志上发表，那么就会比他早——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比较快，需要等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从这两个类比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

熊：1960年“大兵团作战”以后，您还做胰岛素合成吗？

邹：我回到酶的工作上，基本上没做胰岛素了。杜雨苍坚持在做。他遇到什么问题，我给他咨询咨询。

熊：然后您又在酶学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

邹：不过那时候只能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文章，影响力就小多了。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能往国外投。

熊：而且，在您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来了“文化大革命”，又不能工作了。

邹：在这之前也不能全力开展工作，工作的系统性也受到了伤害。我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只有大约1/3的时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而且，能工作的时间也是不连续的。你刚开始做一个工作，又搞了一个运动，工作又得都停下来，后来又只得重新开始。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当时张劲夫做科学院的党组书记，他对科学家的心理是理解的，提出要保证5/6的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应该留给大家做研究。这个规定基本得到了遵守，但也不完全。那个时候会多得很，动不动就要开会。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要留给科学家，那么会议怎么办？晚上开会！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开会的。我老伴那个时候在上海冶金所上班——当时还叫工学馆，晚上开完会回到生化所我们的家里时，常常已经是晚上10点、11点了。不管是白天开还是晚上开，这些会议都严重干扰了科学研究。因为做科学研究是无所谓白天、晚上的。

熊：是的，如果很累，就必然影响工作效率。而且，很多研究工作需要连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