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第6/6页）

郑作新（1906—1998），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他对麻雀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发表论文，通过实验证明麻雀在育雏时会吃很多害虫，对农业有一定的益处，不同意消灭麻雀，只赞同消灭雀害；另一方面，他又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论证麻雀糟蹋很多粮食，应当予以消灭。他还出版了一些教人们如何消灭麻雀的小册子。事实上，他当时是朱洗的主要论敌。见熊卫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第179—195页。​​​​​​​​

1960年2月，上海某中学一生物教师写了一篇题为“反马克思主义达尔文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文章，指责朱洗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一的达尔文学说”。为免引起一场大的风波，有关方面赶紧向上请示，最后一直上达到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那儿。据薛攀皋《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第10—13页。​​​​​​​​

朱洗早年曾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在思考生物进化问题时想到“互助”是很自然的。而且，正如骤变未必与渐变完全对立一样，互助合作也未必与生存竞争完全对立，它们都可以通过时间轴而被统一到进化历程中去。事实上，在20世纪下半叶，骤变和互助合作确实备受生物学家们的关注，把它们引入是生物进化理论的重大发展。​​​​​​​​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事记》（内部资料）打印稿第16页记载，“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被错划为右派的共五十一人”。​​​​​​​​

巴延年的相关叙述是：“1964年时王仲良被调走了。正式原因没有下达，主要是上面说他右倾，对他不满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