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庆明：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5/10页）

熊：“下海”是怎么回事？

谈：在海面上行驶的船舶，需要克服波浪的阻力，因此走得很慢。钱学森先生提出，应让船到水面底下去开，那就只有水的黏性摩擦力，没有波浪阻力，速度就高了。

熊：潜水艇就是在水下走的。

谈：他想让大型的民用运输船只也从水下走。这个想法不能说错，但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大跃进”过后，实行“八字方针”时，“下海”研究室的骨干被一股脑送到无锡的702所，也即后来的水动力学研究中心，我们力学所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现在，那里成为我国的船舶研究中心。

熊：力学所第四个研究室是什么情况？

谈：除分别研究“上天”、“入地”、“下海”的第一、二、三研究室外，力学所还成立了第四研究室，主要为工农业服务，研究工农业生产技术中与力学有关的问题。之所以成立这个研究室，是因为有一些人员政审不合格，不太好安置到前三个需要保密的研究室中去。第四研究室的负责人是郑哲敏先生。另外三个研究室的负责人分别为：第一研究室（“上天研究室”），我的老师林鸿荪；第三研究室（“下海研究室”），潘良儒先生；第二研究室（“入地研究室”），钱寿易先生。第二研究室内部，除火钻组外，还有爆破组和渗流组。前者由许澍新任组长，研究定向爆破筑坝、爆破深耕、爆破打井等技术，后者由我任组长，研究石油渗流力学问题。

钱寿易深得钱学森重视

谈：钱学森看得起的人不多。但有两个人他很看重。一个是郭永怀，他亲自写信请他回国，到力学所来做副所长。第二个是钱寿易，他也亲自写信请钱寿易回国。钱寿易先生是土力学专家。在二室的成立会议上，钱学森亲自把他介绍给大家，说钱寿易先生是世界土力学权威Terzagi的得意门生，希望大家在他的指导下好好工作。钱学森知道，中国急需土力学人才，所有的土木结构、建筑、土壤、水利、道路都离不开土力学，所以请钱寿易先生回来。请回来时，正逢“大跃进”运动，不能建立土力学研究组了。他不是搞土的研究的嘛，那就到“入地研究室”做主任吧。他是土力学专家，可对于怎么打到地心去，不会啊，对爆破他也不懂。可是，他本人非常谦虚，不拿专家架子不懂装懂，有事便找大家商量。

1960年后，全国执行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各单位开始搞调整，钱学森对钱寿易说：“对不起，之前耽误你了，现在有条件了，请你建立土力学研究室。”从那个时候起，他才真正开始一显身手。记得他当时派了人去调查上海的地面沉陷问题。上海的国际饭店是1934年建立起来的，有24层，曾为“远东第一高楼”。我小时候就住在旁边，记得在那个时候，它就开始沉降，第一层几乎全在地底下了。他指导他的研究集体，结合现场测试和理论分析，得出重要结论：沉降是因抽取地下水引起，必须控制地下水的过分抽取。如果不是因为“大跃进”等运动，钱寿易先生的作用早就显出来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不少美国人，包括一些专家和权威来中国搞协作。其中有人说：“我不和你们力学所合作，不和你们中国科学院合作，我只认钱寿易。有他的名字我就相信，其他的我都不信！”他的名声达到了这种地步。记得他回国后不久，曾给我看过一份美国的大报。上面介绍，美国最早的重型轰炸机的跑道，是他设计的。别人做不了，是他研究设计做成的！他可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啊！可咱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只在调整时期让他工作过一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土力学研究室被解散，他和其他知识分子被迫去参加劳动改造。

“超声波化”和“除四害”

熊：力学所本来是按钱学森先生的设想成立的，而他又亲自否定了自己的设想？

谈：党委书记杨刚毅虽然也有问题，但就1958年力学所的转型而言，钱先生应当负主要的责任。他有时候也头脑发热。我跟你们说一个例子。1960年全国搞了个“超声波化运动”：有人将管子的出口轧扁，让气流通过扁的管口吹出来，声称那样就产生了超声波，而超声波很神奇，在生产、生活上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对于这样的“新事物”，钱学森当时很感兴趣。他在力学所的小礼堂主持召开动员大会，说全国已有多少成功的例子，咱们力学所也要全所动员，赶紧跟上。我是死脑筋，不信那些传闻，就举手提问。钱先生停下来问：“谈庆明，你有什么问题？”我说：“钱先生，你刚才举的例子很好，请问，这些例子中超声波的频率是多大？”他不理我，他环顾四周，然后说：“你们看看，今天是什么时候啦，谈庆明同志还提这样的问题。这重要吗？重要的是去干。什么频率得到的结果好就用什么频率嘛。”我当时就认为，钱先生的态度不太科学。因为就算超声波真有传言的功能，弄清楚频率也是必要的，这个频率的超声波在这件事物上起了作用，并不意味着在别的事物上也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