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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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这个申明的精神本来想写到大会的公报中去，但遭到了不少代表的反对——只有270人签名，意味着还有一小半外国代表不同意。更明确地说，他们不敢得罪美国，怕回国后日子不好过。所以后来采取的是不写入公报、由代表自愿在申明上签名的形式。这个会议还是有民主协商精神的。

熊：中国举办这个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的会议，目的还是在于宣传。宣传受众有两类，一类是外国人，一类是本国人。外国人不容易影响到，主要目标还是影响本国人，这个目的大概也还是达到了吧。通过报道多国代表对中国的好评，似乎从此可以看出我们是第三世界的领头国家，而处于我们敌对地位的美国则是邪恶的。

薛：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北京科学讨论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还有一个影响。它触发了毛泽东对科学的兴趣。在接见坂田昌一等会议代表之后的次日（1964年8月24日）晚上，他约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副团长于光远去中南海谈话。他从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文出发，谈论了他对一些科学问题的看法，从“物质无限可分”，一直讲到“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关于细胞起源要研究一下”等。前者促使中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在不久后开展基本粒子的结构研究，并于“文革”前夕提出“层子”模型。后者促使一些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在“文革”期间开展细胞起源、蛋白质起源、生命起源的研究。你前面提到的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项目，之所以能够在“文革”期间开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纳于“生命起源”研究的大旗之下。这几个涉及数百位科研人员的项目使中国的基础研究在“文革”浩劫中仍保留了一点血脉。这大概也可以说是北京科学讨论会一个无心插柳之收获吧。

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意义和影响如何，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重复交学费的东西太多，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不认真去总结历史。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第111—121页。

可参阅张九辰《希夏邦马峰考察与“北京科学讨论会”——施雅风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2期，第165—172页。
张维（1913—2001），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筹备会议于1963年9月27—30日在北京举行。
《亚非拉和大洋洲二十二国科学家在京举行筹备会决定明年在北京举行科学讨论会各国科学家将紧密团结促进这些地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日。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四大洲的科学家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科学文化推进一个复兴繁荣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欢迎词》，《人民日报》1964年8月22日。
《只有实现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科学事业才能够真正为人民所掌握聂荣臻副总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贺词》，《人民日报》1964年8月22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体现了科学和民主精神将对人类的进步科学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建立世界科学家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和平和科学造福人类共同奋斗陈毅副总理在招待北京科学讨论会各国科学家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古巴一客人回国》，《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向国务院的报告及国外对会议的反映》（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档案处档案，64—1—28号。
与会的外宾普遍对“中国主人”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关心”和“极为令人感动的款待”十分感激。参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工作简报》第145期，1964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