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6/11页）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反右派运动之后至1960年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前，学部（尤其是生物学部）的大致工作情况。大概除了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研究和推广代食品比较正面外，其他工作都是党组成员或更高层瞎指挥的产物，负面作用很大。张稼夫将“行政领导”初步改成“学术领导”，而张劲夫则将其拉回到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老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期间，他在“两弹”研制、“四大紧急措施”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他在非军工领域也犯了很多错误。

张劲夫信任、尊重科学家？1957年反右以后，至少从张劲夫的说话口气和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把学部委员归入了资产阶级阵营。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比别的领导干部要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太多。在反右运动中，他确实保护了一部分资深科学家，但并没有从言论自由、依法治国的角度来陈述理由，而只是说向科学进军需要科学家。很可能当时在内心深处，他也只是把科学家当成“工具”。别的一些老干部把科学家、知识分子当成缺点很大、可有可无的“工具”，他则把后者当成必不可少的“工具”。到“文革”时，张劲夫这种人被打倒，知识分子更是被推到了做工具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不过，和其他老干部相比，张劲夫、杜润生有一个突出的长处：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并能“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提升自己。这突出反映在1961年他们参与制订《科学十四条》，并在1962年广州会议主动、公开道歉上。

除了在科学院生物学部任职，我还兼国家科委生物组的秘书。1962年参加完广州会议，并参与制订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到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然后去河南罗山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初才回到科学院院部。所以，随后几年学部的不少事情我就没有亲历了。回想起来，“反右”之后，尤其是“八字方针”实行之前，学部基本成为了党组分管领导的办事机构，学部委员不增补了，原定要实行的院士制度也不实行了，学位不颁发了，科学奖金不评定了，科研计划也基本不开会审议了，很不正常。

“夺权”与撤销学部

“文革”初期，学部管所属各研究所的政治运动，实际起了科学院分党委的作用。1966年9月我从河南“四清”回来，发现生物学部办公室的墙上有三四十份大字报，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我的。我的办公桌也被院政治部派来的一位女同志占据了。我就到二楼一个小图书室躲了好一段时间。反正“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了起来，学部已经没业务可干了。

196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上海的夺权后，全国学样。1月24日，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成立并进行了夺权。在他们当天发表的“第一号声明”中，第七条是撤销学部——其罪名是学习苏（联）修（正主义），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我们就这样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学部的公章字是铜的，柄是塑料或木头的。有的学部造反派召开大会，当众将学部的印章用斧头砍，用铁锤砸，我们生物学部的倒没有，只是向我们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交出一切权力！一切权力归我们！”我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被撤职、被批斗都没感觉什么，唯一伤感的是，夺权之后不久，就决定学部整个扫地出门。给了我一个任务：负责清点学部的所有财产，将办公桌椅、书架、书籍、档案等登记造册，等院革命委员会来派人来接收。生物学部和地学部分家时，生物学部那些家具是我一件一件到院里申请并弄回来的，最后也是由我来收场。虽然生物学部并不是我创办的，但我亲身参加了筹备、建设的过程，见它最后落到这个地步，我心中的惆怅难以言表。

1967年7月30日，科学院革委会成立。9月，军宣队进驻科学院，然后，工宣队也进来了，我们原生物学部和数理化学部办公室这两个撤销单位的人（地学部的人已经并到地震局）被集中到友谊宾馆北馆搞运动。1969年3月29日，我作为不知道何罪之有的“罪人”，被发配到宁夏陶乐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又被改发往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底潜江的干校被撤销，我才回北京。

1972年夏，中国科学院湖北五七学校分批组织学员去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前排右一为薛攀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