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6/10页）

一直筹备到1972年夏天（8月），会议正式开始，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举行。大约有几百人参加，各省、市、自治区除科技局的行政负责人参加外，都还有几位别的代表。开会就按省、市、自治区分组，科学院还组织了一些人当联络员，负责了解各组的讨论情况，反映代表们的意见和要求，各组写的简报也由联络员转交给我们简报组。

负责整个会议的领导小组是三个人——刘西尧、迟群、武衡。筹备组的原班人马改为从事会议的组织工作，仍分为简报组、纪要组、典型材料组等几个组，此外还有一个会议办公室（或秘书组），负责管代表们的衣食住行等。我仍分工负责简报组，老应当副组长，组员有孙鸿烈，还新增加了徐锦舫（原国家科委的）、刘晓桂（原综考会的）等。纪要组的负责人是原国家科委的甘子玉，江天水参加这个组。典型材料组还是由筹备期间的那位同志负责。

简报组在筹备期间是由白介夫领导的，在正式开会前，突然通知说白介夫要调到北京市科委，并且要率领一个科学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简报组改由武衡直接领导，出的简报由他批了就可以付印。接着又通知我，简报组由吴良珂（原国家科委的）领导，要出的简报经吴看后再送武衡最后审批。

当时吴良珂对我说：“送简报不用每天都直接去找我，你把简报弄好了，从我住房的门缝里塞进去就行了。”他大概起得早，这样第二天一早他就能及时看到。他看完后给武衡，武衡一批，我们就印（由刘晓桂专门负责跑印刷厂），然后拿回来在会议上散发。

会议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展大批判（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对科技工作的干扰和破坏），第二阶段进行专题讨论（讨论“文革”前的科技路线等问题）。开会时许多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们都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的。于是，由我们的联络员送来的第一份简报就是批极左的，然后，其他各组陆续送来的材料也是如此。只有上海这一组（上海受“四人帮”控制）例外，没有批极左，大家当时都觉得上海别出一格，对他们不满。

简报应如实反映会议的情况，于是，我们出的几乎每一份简报，都在批林彪极左。在筹备会议时，刘西尧就曾定下林彪路线是形左实右的调子。他对简报不满意，在开领导的会议（我也被吸收进去）时，不点名地批评了简报组。被他批了几次后，我们为了应付他，只好出了两三期批形左实右的简报。刘西尧此后就没再批评我们。

我们最初计划只出一种简报，可后来搞出了三种简报——“黑简”、“红简”、“钢简”。

熊：何谓“黑简”？

宋：就是我们最初出的那种，黑字铅印（报头也是黑的），发给会议代表。它们反映了会议的真实情况，在各组送来的材料基础上编成。我记得由联络员自己写的材料很少，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局局长带的笔杆子写得较多。这种简报几乎每天都有，有时隔一两天出一期，有时一天出两三期。

熊：“红简”呢？

宋：就是我们按刘西尧定的调子写的简报，总共只出了两三期。因为这几期简报的报头是套红的，所以老应给它起名叫“红简”。我记得一份是请孙鸿烈起草的，另一份是我起草的。是否还有一份，是谁写的？我都记不清楚了。

熊：代表们确实那样讨论了吗？

宋：那几期简报是为了应付刘西尧而由我们编造的，会议代表并没有表达那样的意见。另外，老应还用钢笔写了一种简报，记载他从会上听到的对“文革”不满的尖锐言论——照当时的标准，如果传出去，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他用钢笔写了几份（也可能只写一份给领导传阅），只送给武衡、刘西尧等几个人看。

熊：您看过这些简报吗？

宋：我看过，老应写完就给我看，我看了后就交还给他，似乎还告诉他千万要保密。因为是用钢笔写的，份数极少（据说刘西尧看了这样的简报极不满意，因此老应只写了很少几期就停了），也没有拿去铅印，所以称它为“钢简”。简报的情况大概就这样，出了三种。当时按省、市、自治区分组，有的组，如河南组很紧张，他们科技局的局长想不出简报——别的组纷纷批极左，他不敢批——但下面的人说，不表态也不行，后来他勉强让底下的人按其他省的调子编了一份。会议总的调子是批极左，但上海例外，也有少数省市犹豫不决，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会议原计划开一个月的样子就结束，“批林”阶段大概只计划了一周左右，但实际上大批判就搞了很长时间——一天出一期简报，就算一个省（市）只出一期，也得出上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