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下一站太子（第2/6页）

其实真正阻碍周兴发展的，并不是魏玄同，而是当时的用人体制。

如果当时的政策是重用庶族，那么即使有魏玄同等人的阻拦，也无济于事。问题是当时的政策以讨好士族为基本原则。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思想保守的朝廷要员，又怎能不对庶族的周兴另眼相看、阻碍其发展呢？

等到武则天上位，尤其是在恐怖政策实施之后，周兴才逐渐受到重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武氏政策这时候已经发生转变，庶族非清流官员逐渐受到重用，周兴在仕途上前进的障碍也就自然消除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告密之门洞开，如果没有武则天特殊时期非常规的用人政策，周兴只能以一名区区县令，终其一生。

魏玄同有一个最为要好的朋友，此人就是裴炎。

一次，周兴上奏武则天，诬陷魏玄同，说他曾经在人前说过大逆之言“太后老了，不如事奉皇帝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皇嗣李旦的官来得长久。

当时武则天已年近古稀，此话正中其心病，也彻底激怒了她。

武则天一怒之下，将魏玄同赐死于家中。魏玄同死前，监刑御史房济对他说：“您老为何不告密，这样就有机会得到太后的召见，也可以为自己争取最后的申辩机会。”

魏玄同感叹道：“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我又怎能当告密的小人呢？”说完，慨然自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杀的已杀，不该杀的也杀了，剩下的也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酷吏们围剿的对象也越来越少，也就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尽量找到猎物，哪怕无中生有。

同时，他们已经养成嗜血的习惯，如果长时间看不见鲜血淋漓的场面，他们便觉得哪里不痛快似的，变得困顿萎然。

剪除李唐宗室是武则天的主动出击，酷吏们不过是按照她的心意去办而已。

如今杀戮大臣很大程度上不是武则天的本意，而是武氏宗亲意欲夺嫡和酷吏们带着自身目的和要求插手进来的结果。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武承嗣和来俊臣，他们成为武则天伸展出去，却无法完全控制的权力触角。触角所到之处，血溅五步。

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正值夺权路上的重要关口。这时候，她需要帮手。

此时诸武粉墨登场并得以重用。在武则天看来，就算整个世界都与她为敌，不认为武周政权为天命所在，武家子弟也不会那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武周是武家的大周。

光宅元年（684），武承嗣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主持了嗣皇帝睿宗李旦的登基大典，大大风光了一把。没过多长时间，武承嗣就被提拔为了宰相，正式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

武则天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更不要说那些家门侄子了。武承嗣做了两个月的宰相便遭到罢相，半年后又再度拜相。这一次时间更短，一个月不到就被武则天挪了位置。

武承嗣心态好，能禁得住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要是碰上有气节的官员，早就撂挑子不干活了。可武承嗣没有半句怨言，他相信姑母终究不会亏待他们武家子弟。

就连对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武承嗣也是极尽谄媚之术，薛师长、薛师短的。

等到垂拱元年（685）以后，武则天除了提拔武承嗣为相之外，武三思等人也陆续升任相职。诸武由此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朝廷内外一股不可忽视的外戚势力，这也是武则天夺位的重要支持力量。

武则天登基，诸武自然群情振奋，自谓“武氏当有天下”。既然武氏代李氏而兴，那么下一个“龙种”一定还会从武氏族人中出现。他们力劝武则天诛杀李唐宗室，建武氏七庙，向天下臣民彰显武氏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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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授二年（691）九月，武承嗣发动了夺储斗争。这时，正值武周帝国建立的第二个年头，朝堂上下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李唐时期的政治色彩。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深入，武则天的施政蓝图上也留下了深深的恐怖烙印，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嗅觉。

从垂拱四年（688）假造洛水宝图，武承嗣忙碌的身影就显得无处不在。

多年在官场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告诉他，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取得政绩的时候，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权力当家人的面前多争取几次露脸的机会。

武则天登基后，作为武氏嫡系袭爵人的武承嗣进封为魏王，并官拜首席宰相——文昌左相。此时，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宰相）韦方质负责编修《垂拱格》，他也算是帝国的老派官僚。

他有病在家中休养。武承嗣、武三思前往问候，韦方质靠着床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既不还礼，也不挪动身子，藐视群小。事后，有人劝他今后不要这么做，他淡淡一笑说：“人的生死自有命运的安排，身为大丈夫又怎能屈身侍候太后的近亲以求自保呢？”武承嗣的热脸就这样贴在了韦方质的冷屁股上。他知道韦方质刚硬，没想到会如此不识抬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