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立宪改革的起点：慈禧亲自提拔袁世凯（第4/9页）

于是乎，政务处成立之后，所有的重臣都要去考虑如何“办改革”这件大事，慈禧自己却是凌驾于这个政务处之上的，她是一个总揽总管的人。虽然慈禧也是像当年的光绪那样亲自发动了改革，但她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没有丧失始终充当仲裁者的地位。将来改革有功了，出来领功；一旦再次出现戊戌年间那样危及江山颜色和她个人权力安全的情况，她又可以出来灭火。即使是在政务处里，慈禧也没有特别指定一个人去办，只要是政务处里的大臣，谁都可以去做，反过来，谁都可以不去做。

关于朝局，老人家已经想得够现实了，但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方面，大清的改革总是先由最高层从朝廷发动，然后找个地方来落地，实现最高层关于改革的设计。而大清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其他地方想推进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慈禧虽然只想总管总揽，但也绝对无法像戊戌变法时期那样躲进颐和园去当“甩手掌柜”，必须亲自推进这场改革，时时给予态度上和政策上的支持，当然对慈禧来说也是时时盯住这场改革，让改革推进到她希望的那种状态，这个地方就是以皇宫为辐射的“天子脚下”。

这就是说，从改革的角度，这个人对慈禧来说十分重要和关键——新的直隶总督，同时也将是大清新的改革带头人。

慈禧心目中所谓“新”的直隶总督，是指原直隶总督李鸿章北洋集团之外的人选，所谓“新”的改革带头人，恰恰就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这些原大清改革的带头人之外的人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谁都知道，通过洋务运动，这三位“改革老臣”是大清改革领域的种子选手，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即使李大人在当时确实已经年老多病，还不知道能够活到哪天，他也在表示会把权力衣钵传给周馥，他死了周馥就可以顶班。而慈禧并不考虑他们以及他们中意的继承人的原因恰恰就是：这三个人具备丰富的改革经验，他们在改革领域的资历实在是太好了。

自从洋务运动开始之后，这三位大人已经在改革领域混了几十年，先后把北洋、南洋和湖广打造成大清改革的“样板地区”。但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里，以这三位大人为核心，这三个地区的大小官员们借“改革”之名，成功地完成了利益的重新分配与垄断，并把模式固定下来，在利益垄断上做到了“与时俱进”。与大清其他晚进入改革轨道的地区相比，这些地方有了机器制造局、电报局、铁路等，表面上的经济一派繁荣，改革显现了巨大的效应，但也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门路。如果要在这些地区随便进入某个衙门，跟这里的大小官员打交道，就会发现和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多少区别，老百姓们要想办件事情反而更难——因为这些地方经济好，红包要给得更多嘛。与其他所谓落后地区相比，这三个地区其实并没有积累多少所谓“改革的优势”，甚至由于官员们利益垄断模式是新近结成的，反而在下一轮的深化改革中更加难以打破。

原来，大清的改革进行得越久，积累的不是继续推动深化改革的能量，很可能是阻碍深化改革的负能量，至少改革正能量的积累与改革推进的时间并不是成正比的。李、刘、张等这些曾经的改革领导者，已经被官僚集团吞噬为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那些当年很是瞧不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洋务派、变法派，依靠新一轮的官僚资本的积累，反倒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压制民间经济，反对深化改革，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即使不那么反对，也不再那么积极了。李鸿章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表现就是明证，因为在他们眼里，改革改到实现他们的利益为止就可以了，他们一直与大清的疾病打交道，直至自己也成为了患者！

这就是官僚集团的威力，也似乎是所有由朝廷发起的、至上而下的改革的宿命。李鸿章等这些改革带头人，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打造的那些改革“样板地区”，就在改革推进中被他们自己给抛弃了。当然，在慈禧这个现实的人的眼里，这些改革老臣和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不仅已经是改革的阻力，还是在大清掌控权势和财富最多的人。当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时，改革又会成为最大的利益蛋糕，慈禧自然不会选他们，从而去增加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权势。事实上，仅仅在3年后（1904年），又借着这新一轮的改革之名，慈禧是要拿这三个曾经的改革“样板地区”开刀的，而首要的是夺去它们的人事权和税权。这个故事我们放到以后再说。

现在我们知道了，朝廷的改革并不亚于一场战役，对改革带头人的选拔不亚于战场主将的选拔，袁世凯恰恰是因为还不是“改革老人”，不是李鸿章北洋集团的人才脱颖而出，也恰恰因为不需要李鸿章什么“环顾宇内人才，无有出袁世凯之右者”的推荐才脱颖而出。他还只是个山东巡抚，他的势力成长到能够影响甚至与慈禧抗衡，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他才可用，这是慈禧选中他为李鸿章接班人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至于能不能干，有没有改革的意愿和能力，那是第二位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