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惜墨如金中文电报的奥秘（第2/7页）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H”，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H”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H”。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宁”）。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不过莫尔斯电报使用的是“不等长码”，每个字母和数字之间的码长都不等。比如E用一个”.”来代表，而Y则是”-.--”,两者之间差着三位电码，容易造成混乱。一直到1874年，法国人艾米尔博多（Emile Baudot）才发明了基于等长码技术的博多电传码。

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26个，德文字母有30个，意大利字母有21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