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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赵佶对这些话很不愿听，很觉厌烦，认为师师喋喋不休地聒噪这些话，纯粹是闲来无事吃饱了撑的。加上那个“反诗”事件留下的芥蒂，他与师师之间的裂痕就开始凸现出来，并渐渐地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师师和赵佶都明显地意识到了这条裂痕的存在，都为此感到很苦恼，都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消除掉它。然而事与愿违，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终使这条裂痕扩大成了一条难以弥合的百丈鸿沟。

这个重大事件乃是一场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阴谋和悲剧。它发生于远在江浙的童贯征讨方腊大军的军营里。但对于它的酿成，宋徽宗赵佶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原来当童贯奉旨执掌南征帅印之初，便曾与蔡京、高俅有过密谋，打算借此机会将宋江部队消灭掉。蔡京、高俅让童贯在战场上做手脚，童贯让蔡京、高俅在朝堂上多配合，一个必欲将梁山泊人马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新阴谋就此悄然出炉。

请旨将宋江部队收归南征大军麾下，是这个阴谋的第一步，这一步很容易地便实现了。到了沙场上，童贯就开始施行阴谋的第二步，那就是利用统帅的职权，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意地去消耗宋江所部的有生力量。但凡遇上强硬对手、坚固城池、险峻阵势，无一例外即命宋江所部去拼杀。你不是先锋官吗？你的使命就是逢山开路，遇水铺桥，这条血路你不去拼让谁去拼呢？

宋江他们明知这是童贯在公报私仇，却不能不遵从他的帅令，因此只好尽量多在战术上下功夫，力求采取既能克敌制胜又能避免重大伤亡的作战方案。好在宋江周围的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林冲、关胜等文武诸将，均为有一定实战经验的英杰，又能洞悉农民起义军的弱点；而方腊麾下部队虽然人多势众，声势浩大，却多为在短期内聚集起来的成分混乱的乌合之众，皆未受过稍稍正规一点的军事训练，在战略战术上混沌无知，因而宋江所部就能够做到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以较小的损失获取较大的战果，于征途上连连陷城破寨，收复失地，横扫敌营，势如破竹。

童贯看到这个情形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南征战役进展顺利，眼看大功唾手可得，将来最大的功绩自然是属于他的，可使他在朝中的地位又增砝码；忧的是他从中再一次地领教了梁山泊英雄的厉害，更明晰、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倘若这支部队保留下来，必为自己的强劲对手，因此就更加坚定了要除掉这一帮活虎生龙的英雄的决心。

于是在发给朝廷的战报上，他只是反复吹嘘由于他的英明指挥而令贼寇望风披靡，吹嘘他的嫡系禁军作战如何勇猛、如何毙敌千万、如何战果辉煌云云，对宋江这支先锋部队所建下的战功和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相反地，倒是在每次的战报中都不厌其烦地告宋江的状，说宋江目无军法，不服管束，在战场上时常自行其是，殊难节制。

童贯的这个说法倒不是全然无据的杜撰。在具体战术上宋江的确往往不按童贯的指令行事，而是按照他与卢俊义、吴用商定的战法去打。因为若亦步亦趋地按童贯的指令行事，往往会令部队损失惨重而所获甚微。撇开梁山泊人马与童贯的恩怨不谈，单就在战场上能够随机应变、灵活歼敌、屡获大胜而言，宋江的这种打法应当说是一种非常值得提倡和发扬的优良的作战方式。然而在童贯的战报里，它便统统地变成了罪状。同样的一件事，对它的诠释不同，它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样。

所以说，世事黑白，历史真伪，千秋功过，有时确是很难辨出子午卯酉，只能由着诸家各执一词便了。

蔡京、高俅一干佞臣得到了童贯的战报，就不断地向赵佶吹风，说宋江兵马匪性未退，贼心不死，每每不遵将令擅自行动，恐有不轨企图，切宜谨慎防范等。

赵佶在招安梁山泊部队的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就是因为他很难断定这些人是否肯真正地归顺朝廷。后来经过种种波折虽然完成了招安，从他的内心来讲，对宋江这一彪人马也并不是太信任。尤其是招安前夕燕青潜入镇安坊对他义正词严地进谏的那些话，虽说了阻止了他的反悔，却给他留下了梁山泊这帮人在骨子里绝非顺民的强烈感觉。而且当时所受到的胁迫和屈辱，亦令其如鲠在喉。这就奠定了他对宋江这支招安部队不会与朝廷禁军一视同仁的基本立场。

在这样的立场下，赵佶是不可能做到明辨是非、洞察秋毫的。

更何况三人成虎，在蔡京之辈再三再四的谄言蛊惑下，赵佶对宋江在征讨前线的表现愈来愈不满，愈来愈不放心。终于，在听过蔡京、高俅又一次禀奏童贯战报，并又一次陈述宋江部队的所谓不轨行径后，赵佶向童贯发出了必须对宋江部队严加节制督察，谨防其故态复萌，乱中生变，如遇非常情况，可以相机行事的密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