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核心证据从未真正受到重视（第2/2页）

尚须注意的是，《民立报》记者当初对国民“专注意于其狡展之供词”，而忽视应宅搜获证据的担心，竟然在百年之后的一些研究者，特别是业余研究者身上表现了出来。例如，思公、卢笛、金满楼、张耀杰等，虽然也利用了一些证据，但基本上是证据的罗列和简单介绍，未能得其真意，而且往往从应夔丞和武士英的口供出发，提出问题，解释宋案，具有明显的重口供轻证据的倾向，而不是利用更可靠的证据来判断口供的真实性。至于前引唐德刚对刺宋案的解释，则完全是脱离证据的空洞的心理分析，虽然讲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不具有学术意义。

如果说宋案研究长期得不到推进是由于研究者对宋案核心证据缺乏足够重视的话，那么重口供而轻证据、重空论而轻实证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宋案研究离真相越来越远，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