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几种关键的私家记述（第2/5页）

真理越辩越明，袁克文一方面声称所述“本于见知”，另一方面却对有可能遭到的质疑事先声明不予回应，这样的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其对于书中所述并不自信。事实上，袁克文对不少大事的记述，都有一个明确目的，就是为其父袁世凯辩护，对宋案的记述也多是如此，甚至不惜为此杜撰情节，透过其他可靠史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作为袁世凯之子，书中对袁世凯本人的某些观察和描述，是其他史料难以呈现的，自然有可取之处。因此，对研究宋案而言，能否做到立足更可靠的史料和史实来鉴别该书所述真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关于宋案的核心史料，除以上所述外，相关人物如王阿法、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等人口供或讯问记录亦须注意。嫌疑人为摆脱嫌疑，或逃避罪责，往往于讯问之时，避实就虚，甚至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出尔反尔，因此，这些材料仅就字面理解往往是不可靠的。但是，透过谎言也可窥见一些事实，尤其可以窥见嫌疑人的内心活动，因此，这些材料仍然是研究宋案不可或缺的。

[1]《中央新闻贾祸之文字·看看赵秉钧之大事记》，《神州日报》1912年6月9日，第1页。

[2]《一塌糊涂之刺宋案·张博〔溥〕泉之演说》，《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3]《一塌糊涂之刺宋案·赵总理之愤慨》，《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4]《关于刺宋案演说中之要闻》，《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5]《国民党哀悼宋教仁大会之情形》，《顺天时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6]《北京电报》（1913年3月31日），《民立报》1913年4月1日，第3页。

[7]《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补志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君代表赵总理莅国民党追悼宋先生演说词》，《民主报》1913年4月1日，第3页。

[8]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48页。

[9]《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第11页。

[10]《北京电报》（1913年3月30日），《民立报》1913年3月31日，第3页。

[11]〔日〕田原天南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民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56页。

[12]《北京专电》，《民权报》1913年4月4日，第3页。

[13]《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赵总理辞职之原因》，《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6页。

[14]《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6页。

[15]《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16]按此处报道有误，由后来实际移交证物可知，该枪内存留子弹两枚，当日武士英在沪宁车站放出三枚，因此该枪应为五响手枪。

[17]《应桂馨家屋之搜查》，《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第10页。

[18]《宋先生在天之灵（三）·第三次之搜查证物》，《民立报》1913年3月27日，第10页。

[19]《宋钝初先生被刺案之近情·应桂馨之住宅》，《民主报》1913年3月31日，第6页。

[20]《刺毙宋钝初凶犯志闻·武士英之就捕》，《顺天时报》1913年4月1日，第4页。

[21]东方：《宋案之紧要关键》，《民立报》1913年3月30日，第12页。

[22]《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中西法庭之协力》，《民主报》1913年4月4日，第6页。

[23]《关于刺宋案之种种·应夔丞铁箱中余闻》，《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5日，第2页。

[24]《宋案大放光明·第七次预审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17日，第6页。

[25]《宋案大放光明·第七次预审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17日，第6页。

[26]《刺宋案第一次检点文件》，《时事新报》1913年4月15日，第3张第2页。

[27]《宋案大放光明·第七次预审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17日，第7页。

[28]《宋案裁判之提交》，《民主报》1913年4月18日，第6页；《宋案大放光明·凶犯之引渡》，《民主报》1913年4月19日，第6页。

[29]《宋案大放光明·凶犯之引渡》，《民主报》1913年4月19日，第6页。

[30]《宋案应武二犯移解后之种种·武士英移押海运局》，《时报》1913年4月19日，第7页。

[31]《宋先生遇害记念六·证据物之移交》，《民立报》1913年4月19日，第10页；《宋教仁被害案二十八志·公堂点交紧要文件》，《新闻报》1913年4月19日，第3张第1页。

[32]《宋先生遇害记念六·交涉署之会验》，《民立报》1913年4月19日，第10页；《宋案移解记·检收证据》，《民主报》1913年4月21日，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