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袁纵洪逃离京津实情（第3/3页）

袁世凯既有意放走洪述祖，那么洪述祖逃至天津两天竟安然无恙，跟踪至天津抓洪的警察一无所获，也就不奇怪了。而洪述祖于3月28日能够从天津顺利南下，到达济南，然后转车逃往青岛，同样是袁世凯有意放纵，无怪乎时人有种种疑问。《民立报》记者就曾提出四大疑点：

记者调查，二十六日时，警察方面已预备捕拿，而洪之南下也，实二十八日晨九时，相隔两日，竟令洪悠悠而去，一奇也。侦缉队之赴津也，据云在二十七日，即洪出逃之前日，此一日间，侦缉队所作何事，二奇也。二十八之南行车并非通车，一日始到济南，三日始达浦口，政府如于二十八日一电到山东，便可捉贼，乃总统之通电，偏偏二十九日始发，三奇也。自二十九始，至初一日，又已四天，无论洪述祖向何处走，既云开专车跟缉，应早就获，乃至初一日晚间，跟缉者尚无以后之报告，四奇也。一罪恶滔天之犯人，发见已一周之久，而令悠悠携眷而去。此内务部之责乎？抑交通部之责乎？要之，洪犯之神通广大于此可见，而某当局之心迹，欲见谅于国民，难矣。[21]

以上四“奇”中，第三“奇”所述不够准确。据报道，3月28日上午，也就是洪述祖乘津浦路火车由天津出逃当天，津浦路北局其实曾有一电致南局会办赵庆华（燧山），内容如下：

燧山兄鉴：顷由警察厅长杨以德来，称奉大总统面令，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携带女眷一人，乘津浦车至济南，由济南至浦口。此人面有红斑，黑须，务饬地方官一体严拿等因。奉此，查洪述祖既由本路南下，自应知照地方警厅遵令办理，惟本路兵警不准干涉云云。[22]

由电文中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称奉大总统面令”云云，可知该电实系袁世凯将杨以德召至北京，面授机宜，再由杨返津请津浦路北局发出。“此电系二十八日上午由津拍发，则是日即可抵沿途各埠，是时洪之踪迹不过达济南耳。乃电末忽加‘惟本路军警，勿加干涉’二语，且此电不即交发警务处（指此电系发给津浦路南局会办而没有及时交发地方警务处——引者），遂使元凶脱逃。”[23]可见袁世凯确是有意纵洪。迨至29日，袁世凯连发三道捕洪通电，然此时洪述祖已逃至青岛，连发三电不过掩人耳目而已。[24]

且说洪述祖于3月28日逃离天津后，警厅侦探从其宿纬路住所带回仆人二名，并录有口供。据二仆所供，洪述祖出逃前是比较从容的。其初欲于3月27日经海路逃往上海，旋因当日没有赴上海的轮船而作罢。3月28日欲乘火车至上海，又因当日没有通车直达浦口，故决定先至济南。[25]但据1917年8月洪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审时供称：

当时袁总统府差官来，向我声称，总统叫你至青岛，我即偕同出京。迨至天津，该差官即向我云，总统得有各处探报，有许多人欲图暗杀尔命，是以令尔至青岛暂避等语。我遂至青岛闲居云云。[26]

果如此，则洪在出逃前便已确定青岛为目的地，洪述祖对其仆人说欲往上海，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其仆泄其行踪而实施的瞒天过海之计。而他决定逃往青岛，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则青岛当时是德国人的租界地，便于藏匿。德国海军大臣曾在下议院发表演说，“谓中国人之避乱者，恒喜迁居青岛，盖以该岛在吾国保护之下，甚为稳静故也”。[27]二则因为“光复而后，凡满族领袖、前清贵官及一切逃犯，莫不以青岛为安乐窝”，[28]其中有与洪述祖极为熟识者，如同乡盛宣怀及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等，便于其在当地活动。[29]另外，洪述祖清末曾在中德合办井陉矿务局担任总办，与德人打过交道，这或许也是他决定逃往青岛考虑的因素之一。

至于叫洪述祖逃走的“总统府差官”的名字，洪述祖并未透露，但当时《民立报》曾刊登“北京电报”，称有传闻，洪述祖逃去“系其同乡总统府秘书张一麐密告洪知，令其早逃”，又谓“洪、应在外秘密行动，所需款银，概系张一手付给”。[30]为此，“总统府秘书厅同人”曾向《民立报》发出公电，予以否认，称“张一麐在厅办公，屏绝酬应，与洪素无往来”。[31]然而，当《民立报》驻京记者面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询问发电情形时，“梁氏答谓己并不知道”。[32]“总统府秘书厅同人”发表公电，秘书长却不知道，可见该公电极有可能是张一麐假借“同人”名义发出。从事实来看，洪与袁关系密切，“时往总统府”，张不仅是袁的心腹幕僚，也是洪述祖同乡，两人“素无往来”，显然说不过去。即以收抚应夔丞而论，应系洪介绍入京见袁，总统府方面负责接待应者即系张，洪、张如何能够不相交结？因此，通知洪述祖出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张一麐，当然并不是张私自放人，而是受了袁世凯指派，张之所以在案发后否认，一方面是因为此事与己不利，另一方面是为了不牵及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