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赵屡请辞职自证清白被袁拒绝（第2/5页）

但赵秉钧并未打消辞意。4月12日，他对来访的北京《民立报》记者表示：“余与钝初交极厚，终不负钝初于地下。以余刻下处境之难，宁为嫌疑犯入狱，不愿再一日居此地位。”[85]

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于赵秉钧当时的动向，也曾有如下一段记述，他说：

赵对我从来不提宋一字，宋被刺后，除于国务会议时自言自语外，次日递辞呈，移住法国医院，数日后又回本宅。某日，约我往（相处年余，此是初次），见面时，神色张皇，对我连揖不已，言：“有一事要君帮忙。”问何事，赵言：“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我说：“何至如此。”因欲得知宋案内幕，即问宋案究竟如何。赵言：“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芝泉（段祺瑞）军人，事事好办。”我茫然不解。次日，赵又亲笔致我一函，更反复言之。在我所得于院方（指国务院——引者）者如此。[86]

此段记述中，赵“于国务院会议时自言自语”，发生在3月21日获知宋被刺消息时，前已述及。“次日递辞呈”，说明赵最早在3月22日，也就是宋教仁身亡当日便提出过辞职，比各报所载3月28日提出辞职早了一周。“次日递辞呈，移住法国医院”两事连记，极易让人误解为赵3月23日入住法国医院，但实际上赵入住法国医院是4月17日，也就是武、应二犯4月16日、17日由租界当局移交中国方面之时。《民立报》曾刊登“京函”，对当时赵秉钧的处境进行过详细报道：

赵秉钧十七日忽入东交民巷之法国圣明拉病院，以养病为名，实则别有所为。记者向各处探访此事真相，据深知赵氏之某君云：宋案发后，赵氏曾表辞职意，而袁慰留之，谓彼自有办法，兼以四围状况亦不许其辞，遂勉强留任。而其后案情日明，关系日多，赵之境遇遂日陷于困难。辞职既不见许，故决计假养病名迁入医院，实际上则为变相之辞职也云云。又，宋案发现以来，赵氏之态度，闻大异囊昔，其原因系以洪述祖故而受嫌疑，已无有逃避之能力，故日在忧急之中，今入病院，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云。[87]

可知赵秉钧入法国病院实为“变相之辞职”。该报记者又探访赵秉钧进入病院后的情形道：

赵秉钧移入圣明拉病院后，十八日记者特往该院询问赵入院后情形。据医员云：赵自谓胸中如有块垒，神经尤乱，心绪不宁。十七日投药十余次，夜间似未安眠。一二时后犹见醒坐，若甚焦虑。经医士力劝其安养，十八晨始少平和。大约一周间后可以复元也。[88]

结合张国淦所述及《民立报》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赵秉钧在4月中下旬间心绪极坏，内心极为不安。由于洪述祖逃走，赵秉钧受到舆论猛烈攻击，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屡次提出辞职，想以此自证清白，但遭到袁世凯及总统府绝大多数秘书和其他国务员反对。显然，赵秉钧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最终极有可能成为袁世凯向国民做出交代的牺牲品。他不像段祺瑞那样手握军队，而是孤立无援，因此，他才不得已请关系并不很密切的张国淦帮忙活动免职之事，并且说出了“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的话，可见其内心的惶恐及希望自证清白的急切心情。当张国淦问他宋案内幕时，他说“此事此时不能谈”，约有三层含义：一则他对袁世凯与刺宋案究竟有何关系，心中并无确定答案，因此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二则他心中很清楚，洪述祖刺宋与构陷“孙黄宋”阴谋失败有关，而他也曾卷入构陷阴谋，并且洪、应所用“应密”电本为他所送，这让他难以说清自己与刺宋案的关系；三则他正担心袁世凯欲牺牲自己，若所言对袁不利，或被袁抓住把柄，处境将更糟糕。因此，在主动辞职自证清白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请求免职以保全自身，就成为赵秉钧的选择。

很幸运，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四份经总统府修改过的、内容大体相同的《赵总理呈请解职文》底稿，其中两份末尾有“四月廿号已清”字样，说明草拟及修改时间就在赵秉钧进入法国病院之后。呈文云：

查该二员（指洪述祖、应夔丞——引者）虽经荐引，素乏私交，谓其才有所长，委以一定之事，其出范围之外，自非长官所期。至于犯法行为，更难代负责任。惟该二员尝以职务关系，曾与函电往来，而语不涉私，事可指实。其在该二员互相交通事件，则非所知。盖个人意思之与机关意思，司法问题之与政治问题，本截然两事，各不相蒙者也，理最普通，原易索解……惟是悠悠之口，愈传愈讹，随时辩解，则不胜其劳，坐任纷纭，则欲甚其惑。故秉钧在职，实于政府威信总有妨害，即司法检查，亦难以间执其口而折服其心，勿宁暂离政局，使个人行为与机关意思，司法事件与政治问题，两不相蒙，断绝关系，庶几政府之威信、司法之尊严两无所损，不至因此一案影响治安，而秉钧亦得静养调摄，以图后效。为此呈请大总统，解去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另行派员代理。[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