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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婉丽不敢多嘴，赶快斟了一杯茶端到刘峙跟前。

“刘叔叔，不要着急，办法总会有的。”

刘峙只好命令各部队暂缓行动。远在东北的杜聿明也没料到自己一走，计划就停了下来。原计划不能实施，又不愿执行另外一套作战方案，徐州“剿总”处在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境中。

1948年10月初的一天，徐州“剿总”情报处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自报家门是南京汉府巷洋蜡商行的掌柜涂俊泰，路过徐州希望拜见顾一炅处长。情报处门前的卫兵说，顾处长可是个大忙人，不要说像他这样的人，就是部队的旅长师长来，不提前预约也休想见到。涂俊泰不但不走，还破口大骂起卫兵来。楼下的大声吵闹惊动了顾一炅，问清事由后，他匆忙离开办公室，毕恭毕敬将涂俊泰接到了办公室，又是赔礼道歉，又是端茶倒水。

涂俊泰是个化名，来人真名叫周其正。

周其正可不是一般人物。此人既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又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前身复兴社的成员，在国民党特务系统算是大名鼎鼎的资深元老。作为戴笠最得力的“八大金刚”之一，周其正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被编成教材，资历较浅的顾一炅在重庆特训班当学员时就专门研习过其实战案例。顾一炅记得，学习中间，周其正还来到重庆上了一堂实战辅导课，戴笠亲自到场做点评：“要是党国有十个周其正，不但日本人在中国长久不了，‘共匪’毛泽东在延安也长久不了！”

抗战后期的1942年，大汉奸周佛海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暗地里与戴笠的军统联络，戴笠派去潜入汪伪内部的接头人就是周其正。为联络方便，周佛海将他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职务是第六科少将科长。周其正走马上任后，立即重组了被日本谍报机关破坏的军统南京站。周其正重新建立的南京站下设八个组，成为沦陷区的大站。“双面间谍”周其正一方面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政府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另外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少将身份，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刘夷、张海帆、洪侠、崔象山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奉蒋介石和戴笠之命争取他们。因情报工作成绩突出，后来周其正被戴笠擢升为军统少将，成为军统内的高级特务之一。周其正最得意的成就是在日本投降前夕，与周佛海联手秘密制定了对南京、上海的接收方案，架空了伪政权的代理主席陈公博。

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当月，蒋介石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电令延安就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却命令伪军“负责维护治安，保护人民”。居功自傲的周其正对蒋介石名不正言不顺的这一套不予理会，公开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先是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家南京的大报，封存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然后又派人分别控制了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最后逮捕了一大串汉奸，包括伪中央常务委员梅思平、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陆军部长肖叔宣，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沛等。

沦陷区人民终于盼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正当南京市民看到大批汉奸被抓而欢欣鼓舞庆祝之时，周其正因触动蒋介石与日本和汪伪暗地里达成的秘密协议中涉及的利益，被戴笠关进了监狱，罪名是接管南京日伪政权时犯有“贪污罪”。

戴笠飞机失事后，军统中的一帮好友纷纷替周其正鸣不平，从而使他得以获释。闲居在家的周其正虽没再担任实职，军统内部一帮后生仰慕他这位元老级的人物，遇有棘手问题，都会登门拜访，请他指点迷津，顾一炅就是其中一位。后来顾一炅转到徐州“剿总”任情报处长，上任之前和周其正立下君子协议，关键的时候请周其正化名“涂俊泰”亲临徐州，帮他出谋划策，助其仕途升迁。

在徐州“剿总”内部，除了顾一炅，参谋长李树正和军统徐州站站长陈楚文也都和周其正熟识。顾一炅本想请陈楚文一道来商谈防范“共匪”入城刺探情报之事，被周其正婉言谢绝：“老陈和我共过事，此人为人不地道，有功就揽，有责就推，你年轻，防着他点！”这番话让顾一炅觉得周其正作为老前辈不仅识人能力高超，对后生也非常关照。就这样，顾一炅在办公室和周其正闭门谢客嘀咕半天，无话不谈。最后，顾一炅说：“周老师，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到了吃饭的时候，顾一炅将周其正到来的消息告诉了李树正。李树正一听故交周其正来徐，立马安排李婉丽在徐州最好的花园饭店订了包厢，通知陈楚文一道来隆重接待这位为党国出生入死的有功之臣。在花园饭店门口，李树正见到周其正，先是表达热忱欢迎之意，然后解释道：“不巧，不巧，刘总司令在徐州西的商丘、砀山第二兵团邱清泉部视察，副总司令官杜聿明在徐州东的新安镇、大榆树镇第七兵团黄百韬部视察，我代他们二位宴请其正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