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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十点，南京毛人凤火急火燎地给陈楚文打来了电话，听到陈楚文说两人死活不承认自己“通共”时，忍不住破口大骂：“你个笨蛋，没有证据怎么就抓人？委座刚才让顾总长给我打了电话，说夫人在他面前哭哭啼啼，说你亵渎神圣的教义，让我马上枪毙你这个蠢货，你让我怎么收场？赶快放人，立即给佟夫人赔礼道歉，让她给蒋夫人亲自打个电话，说看在上帝的面子上，饶你这个愚民一条狗命……”

原来，李婉丽回去后，立即将自己被抓的情况报告了刘峙。刘峙没有想到陈楚文竟然暗地里查起了自己，气得浑身发抖。于是他就在心里琢磨起如何将陈楚文赶出“剿总”司令部，以防夜长梦多，坏了自己的好事。正在他唤来几位心腹商讨对策之际，忽然接到电话，说陈楚文又把佟处长连同他老婆抓去了。刘峙知道，这次自己抓到话柄了，便不顾此时正是半夜，立即给顾祝同打去了电话，大嚷自己这个司令没法干了，手下的人三天两头被抓，根本没有精力去指挥几十万部队对付共军，全部精力都用在从陈楚文那里捞人了。刘峙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陈楚文抓他的人也就算了，还把蒋夫人最好的女教友抓去，辱骂毒打，他这是对蒋夫人的不恭，是不是认为蒋夫人也有“通共”的嫌疑啊……

第二天，杜聿明接到蚌埠刘峙的电话：“为稳定‘剿总’全体将士军心，以便集中全力对付共党，速将陈楚文保密局驻防人员撤离，司令部防谍重任由‘剿总’情报处全权负责，防谍事务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陈楚文当天就带人灰溜溜地撤出了徐州“剿总”大院。

陈楚文无奈放走佟处长夫妇的当天下午，徐州“剿总”军用专线电台大院内来了三位身穿白色大褂、肩背药箱的医生，亮明通行证并经过严格检查后进入院内。三人是奉“剿总”命令，为近期以来从未走出大院的官兵们检查身体的，带队人是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上尉主任邹铎。一进院门，邹铎就嘟嘟囔囔地对顾一炅派来的值守宪兵连长蒯大生抱怨，本来说好几天之后等医院空闲时才来的，不知司令部里的人中了什么邪，非要今天就来，害得他们丢下医院一大堆伤病员，但回去后活儿一样不少，只得夜里加班干了。

五大三粗的蒯大生听完邹铎的抱怨，也气不打一处来，扯起嗓门吼道：“啥？你们医院还算忙？！和我们这里相比，算个屁！我们这里几十台电话机白天黑夜响个不停，人人像机器一般手忙脚乱地接话传话，连打盹的工夫都没有，一帮人累得东倒西歪，病恹恹的没个熊人样！我们必须随时守着，万一有个差错闪失可是要掉脑袋的！”

“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三个赶快检查吧！”邹铎望着蒯大生无奈地摇了摇头。

蒯大生事先已接到通知，他将电台人员分成四组，轮流到临时腾空的一间办公室检查身体。

邹铎带领两个医生开始号脉、测体温、量血压……蒯大生带领两个卫兵形影不离，一直守在三人旁边竖起耳朵听他们与电台人员间的每一句对话。蒯大生这么做，是因为顾一炅的特别吩咐：体检时对每个人都要严加防范，现在“剿总”内部处处蛰伏着共军的谍报人员，稍一大意，就有可能被他们钻空子。

一名姓王的士兵体检完，离开前怯生生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包东西，交给了邹铎。

“邹大夫，俺哥在二马路上的‘鸿达’车行拉黄包车，大冬天的连双袜子也没有，俺节省下的这双袜子，您行行好，帮我找个人捎给他吧！”

邹铎刚要伸手去接袜子，却被蒯大生抢了先。蒯大生打开纸包仔细检查了几遍，确实是一双部队下发的普通绿色线袜。

“不行！任何东西都不能带出去，这是上峰的命令！况且这是军需物资，怎么能给一个拉黄包车的穿！”

王姓士兵苦苦哀求：“蒯连长，这是按规定发给俺的，平常俺鞋袜都节省着穿，才攒下这双袜子的。”说完，“哗啦”一下脱掉鞋子，露出脚上千疮百孔的线袜。

“说不行就不行！你要是不穿，就交给门口站岗的弟兄了。大冬天站岗，穿两双袜子暖和！”

王姓士兵无奈，哭丧着脸走了。

后面，还有几位军官要给家里捎带书信和节省下来的罐头，都被蒯大生扣留，理由是这些东西内万一藏有暗号或者暗语，蒋委员长的秘密就会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才轮到徐州民盟支部的车正元。

“车上尉，你以往得过什么病吗？”在每次检查前，邹铎都要问上一句对方的既往病史。

“没什么大病，就是胃不好，老是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