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后方的严重分歧（第2/3页）

但是，周在起草的时候，每每都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一时无法断定这是什么风向，他也难以预测风云变幻的高空及其周围更广、更深、更大的存在。

孔子云：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思义。

周恩来望风雨而深思。他的情绪在矛盾的漩涡中陷得很深。他的宽阔饱满的前额上一向是没有皱纹的，但眼角上的鱼尾纹却深深刻下他内心的痛苦，他的明亮的眼睛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向内深缩的遥远感。他必须在这种时局的风雨中，找到方向和出路。他在冷静思索之后，觉得必须进行隐晦的抵制，不能走向极端，要讲两面，以备后来反复中自己的责任解脱。于是仍然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走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主要危险。……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

这是一种外交式的手法和辞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苦衷。

可是，这种反右的怒潮，仍然有增无减。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说：

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

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简直是逼命！

这种明知是错还要被迫去执行的痛苦，胜过任何痛苦。这是一种心灵的煎熬。他又想起与瞿秋白握别的那个夜晚，再次深感红十字架的沉重。

周在临时中央的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在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体会到了同样左右为难的、极端痛苦的心灵煎熬感，背着红十字架走到生命的终点。

1932年5月下旬，国民党调集十九路军赴闽“剿共”，粤军三个师侵入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都，辖一、三、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仿苏内战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天，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指示信，继续批评“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犹如一个执枪在后的督战队！

中共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认为不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7月25日致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这是临时中央的意旨？）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致电陈述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产生了日益严重的顶牛，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不顾前方实际困难，一味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