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一千三百分之一（第2/4页）

我们怎么处置俘虏？正常情况下送战俘营嘛，非正常情况，就不好说了。怎么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我们新到一个地区，十天之内，士兵们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军官也不会管。因为这是战时状态嘛，这就是非正常情况。十天以后，我们开始担负起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军队就有纪律了，就进入正常情况了。所以那时很多士兵都愿意出去扫荡，虽说是打仗，但总是像春游一样充满快乐啊！

是的，我们在松山上也杀了不少重庆军的俘虏。非正常情况嘛，自己都没有饭团了，哪还有俘虏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两个大约不会超过十五岁的小兵，就像我现在的孙子一般大小。这两个小孩子是在我们夜袭重庆军的阵地时被俘获的。有个叫大泽的曹长逗他们，你们想家了吗？他们吓得直哭，说想。大泽曹长就说，那我送你们回家吧。当时还有人为这两个娃娃兵说情，大泽曹长，算了吧，放他们走。但大泽曹长是个行事果断的家伙，他说，放了他们的话，明天就要挨他们扔过来的手榴弹了。就用刺刀把他们捅穿了，然后扔出堑壕。他们的哭声都还带着儿童的嗓音，瘦得腿还没有我们的胳膊粗。

不，在松山被俘的日本军人没有一个是被杀掉的。重庆军比我们更讲人道主义，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战争的天平，是不是终会倾向于更人道的那一方呢？可战争本身又是残酷的。这真是一个悖论。但日本无论如何，再不能要一支充满兽性的军队了。这不能让我们大和民族的子孙骄傲。

现在回忆起那场战争，我常常分不清自己当年是否也患有精神病？战争对每个老兵来说，不仅是一场噩梦，也不仅是烙在心上的一道伤痕，即便结了疤痕，创伤之血还没有淌尽，它还是癌细胞，任何药物都难以抑止。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正视这个噩梦吧。人活着的勇气，并非是头上有了白发，额头布满皱纹时就逐渐弱小，相反地会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有责任感。我们日本国战后重生，再度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也才明白，我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写下联队的战史，既写下当年日本军队的恶，也写下我们联队的光荣。我还要找回我的战友们的骨骸。让我的战友们的灵魂，重新得到祭奠；让我们被焚毁的联队旗，再次飘扬在每一个死去的联队战友的灵魂里，飘扬在还活着的联队老兵心里，飘扬在日本国民的精神里。我的肩膀上背负着战死在这里的一千三百多个战友的灵魂，我是那一千三百分之一啊！

但这谈何容易。80年代以前，中国不开放，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回访，更不用说来慰灵祭奠了。直到1976年，我们日本国驻缅甸的大使第一次从仰光飞昆明，才在飞机上首次于战后看到了松山。真是不容易的“遥祭”啊。我们在缅甸战场，连每一匹战死的驮马都立了碑纪念，马的名字，来自何处，服役的部队，随军征战的地方，如何战死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在中国，在滇西战场，我们战友的遗骸到今天都还胡乱葬在这怒江峡谷不知名的荒山野岭上。我们能不惭愧吗？能不焦虑吗？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封闭的大门开了一条缝，我们这些在这里作过战的老兵都想回来看看。但也不容易，1979年只让我们到昆明，昆明以西的地方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那时的中国真是落后啊，似乎和我们当年离开时没有多大改变。公路、汽车、房屋、街道、桥梁，大多是破破烂烂的。可以看出他们那时既闭塞又骄傲，既虚弱又自尊，仿佛大梦初醒的一个虚胖巨人，身带各种顽疾，但极其好面子。这种弱者的自尊就像一个肥皂泡，一碰就炸裂。到80年代以后，我们被允许到大理了，却不准再往西，理由是那边条件艰苦。我们按他们的要求，说了无数的好话，道歉、鞠躬、反思战争，批判军国主义等。中国人就是喜欢听一些他们报纸上需要的话，但我们绝不轻易谢罪。他们总是异想天开地想把我们当作反战的宣传工具。战争的罪责算不到我们的头上，但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是军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是军人的职责所在，是一个人一生的荣誉。我们何罪可谢？我们确实不希望中日再有战争，我们对反战的理解和他们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反思那场战争，只会反省自己为什么没能取胜，怎么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反思呢？战胜我们的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们不过是搭上了美国人那两颗原子弹的顺风车。这段历史真是荒谬啊。日本政府都没有向中国政府谢罪，更没有向当年和日本交战的其他国家谢罪。我们这些老兵何罪之有？一个武士即便被打败了，也是受人尊敬的。日本跟中国打了那么多次仗，中国人还是不懂什么叫战争。大约是因为他们过去只出优秀的儒士诗人，不出勇敢的武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