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忆内战（第3/9页）
当西塞罗为庞培辩护时，他提到了“内战”，说明这个词已经是通用词了。虽然历史记录显示他是最早运用这个词的人，但很显然他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他在列举庞培所参与的战争时，也暗含了战争和敌人的级别是有所不同的；最令人厌恶的是海盗和奴隶，而最难打败的是罗马公民。因此，西塞罗让他的听众坚信，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是庞培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使这些战争为人所不齿。毕竟，西塞罗当时是作为庞培党派的一员而发表的演讲；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听众肯定会把他所提及的“内战”看作与战胜罗马外敌及内部威胁相提并论的事情。所以，“内战”刚被发明就又被重新定义了：最初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怖，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明确的概念；可能是变成这样一个概念，从本质上看，如果说它不具备价值或值得称赞的，那么至少是一个展现勇气和军事才能的场合。
这有点儿微妙；正如卢坎所说的，内战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这也是大多数罗马评论家所赞同的。[13]罗马的凯旋式是授予取得对外战争胜利的将领的荣誉——至少传统上是这样。得胜的军队欢呼他们的将领为“凯旋将军”（imperator）；然后将领请求元老院批准一系列的感恩仪式；元老院则会授予将领一次正式的凯旋式。历史学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在公元1世纪写道：“在此前的共和国内战中，即使有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因此而取得‘凯旋将军’的称号却从来没有过，而且也不会有感恩仪式，或凯旋的欢迎仪式和战车游行，因为这样的胜利是战胜了国内的同胞而不是外族，所以被认为是令人悲痛的，即使它是有必要的。”[14]然而，庞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胜利获得了凯旋式，这些战争“事实上是内战”，而恺撒后来收获的一连串凯旋式，均是为了庆祝他战胜了他的敌人——既包括公民也包括外族——高卢、埃及、本都以及非洲，还有庞培的儿子，明显违背了内战中没有胜利者这一禁忌。[15]最终，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击败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后，他也举行了一场凯旋式——这是代表他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之后所取得的凯旋式。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漏洞百出，具有很多争议；而胜利者的正义逻辑会为其定义，也仅仅存在于共和国晚期，在那些压制了“公民”这个元素的战争中。[16]
罗马人认为，对比希腊和罗马城建立之初的历史，他们的内战经历是不同寻常的。希腊的内乱缺乏组织性和战争性，把罗马共和国的内部暴乱看作希腊内乱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这是一种奇怪的以弱为荣的心理。西塞罗当然是认可这点的。在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之前，这位元老院议员为了给他唯一的儿子马库斯提一些忠告，写了一封长信，然后离开罗马前往雅典继续深造。这封长信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论义务》（公元前43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诛弑暴君这一含蓄论点；在书中，西塞罗指出了希腊和罗马对内乱的不同理解。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观点，来说明遵循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并提醒马库斯要当心罗马共和国分裂为民主党和贵族党。西塞罗接着指出，虽然希腊人内部确实有诸多争端，但罗马的分裂在规模、形式和名义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罗马人所遭受的不仅仅是动乱——希腊人称为“党争”的那种暴乱——还有更糟糕、更新颖的东西：“被诅咒的内战”（pestifera bella civilia）。任何一个正直而勇敢的公民都会避开和谴责内战。[17]尽管如此，罗马最终还是会发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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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都想竭力弄清楚共和国陷入正式武装冲突的过程。他们讨论内战的责任问题，寻找罗马公民道德衰落的迹象。特别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内战在表面的平静期过后将会重演，他们被这一观点惊呆了。最后，他们给后世读者留下的是一种历史愿景，即尽管历史充满着挑战伦理、令人震惊且反复出现的现象，然而这正是文明矛盾的标志，甚至是文明（civilization，这是后来才出现的术语）本身。通过这一切可以看出，对罗马人民自身和未来的时代来说，罗马人成了内战记忆的守护者。
提图斯·拉比努斯在建议将内战遗忘（oblivio）时暗示到，记住内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了记忆，就会有煽动激情和重新点燃内战的危险。从罗马人在内战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中，我们就可以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这是源自恺撒的同伴——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的观点。根据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评价，波利奥是一个“全能型的人”；他是一个作家、政治家以及资助人（资助的诗人包括贺拉斯和维吉尔），他还创建了罗马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公元前49年，他曾与恺撒并肩战斗，所以他拥有写作内战史的权威。事实上，当恺撒痛苦地站在卢比孔河边时，他正站在恺撒旁边，而后与其并肩作战。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之后，波利奥当选为执政官，随后在公元前39或前38年他获得了一次凯旋式。不久，波利奥辞去公职，像其他退隐的罗马政治家一样转向了文学，将此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们可以从贺拉斯写给他的颂诗中了解他作品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