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6/11页）

黄一平不敢怠慢，赶紧迎着脚步抢先站到走廊上。

丁松走到冯开岭门口，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却又发觉没有开灯，门也关着，就停下来，似乎有推门进去的打算。这时，黄一平就只得再抢先一步，伸手打开面前的走廊灯，很热情地招呼道：“哦，是丁市长！这么晚才下班呀！”

丁松收回悬在半空的手，朝冯开岭那边努努嘴，问：“怎么，还在找什么人谈话？”

黄一平说：“不是的，在打电话。”

看着丁松满脸狐疑，又没有挪动脚步离去的意思，黄一平只好进一步解释说：“好像是朱大姐的电话，商量孩子在国外读书的事情。”

“哦，是这样。夫妻通话搞得这样神秘呀。”丁松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自言自语着走了。

目送丁市长、小吉进了电梯，黄一平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说实话，若是遇到别的什么人，包括那几个在楼层另一边办公的副市长，黄一平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加放松的态度。首先，对方不会轻易上来敲门或推门，毕竟常务副和普通副还是有些区别的；其次，若是遇到类似敏感的问题，可以“不知道”三字搪塞过去，最多再附以抱歉一笑。难不成你一个普通副市长，还会刨根问底地查问常务副市长？可是丁松就不同。其人本就性格直率，行事张扬，言谈举止处处不落下风。加之，他是市长，政府一把手，虽然别人进他办公室如果不预约、不敲门，那是一定要遭到冷眼甚至责骂，可他进别人办公室，包括常务副市长冯开岭的在内，往往说进就进，连门都可以不敲。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你冯开岭在里面关门闭灯打电话，他完全有资格过问，甚至有权力知道。这就让黄一平大大地为难了。于是，危急关头他只好施以计谋，以智慧尽量阻止丁市长的进一步深究。通常情况下，面对市里的领导，不论这个领导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别的领导，秘书是不应当说谎的，这是规矩也是纪律。黄一平一般比较讨厌别人说谎，自己更加不习惯说谎，因为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谎言，就什么话都不好谈，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试想，你说了一个谎，接下来就得用更多的谎来堵塞由此造成的漏洞，这样就会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地形成谎言链，不仅诚信的基石因此轰然坍塌，而且未来再多的真话都无法立身、无以为信了。可是，面对丁市长咄咄逼人的提问，黄一平不说谎又能怎么办呢？难道他会告诉丁市长，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电话？那么，丁市长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疑问，譬如年处长找他什么事？为什么要说这么久？关门闭灯做什么？最终，黄一平还是要被逼到说谎的路上，因为他懂得有些时候，诚实其实比谎言更可怕、可憎。

不要说冯市长曾经有过多次交代，就是不交代，黄一平也绝对不会轻易说出“年处长”这几个字。年处长与冯市长的关系，是“党国”最高机密，打死也不能说！黄一平曾经无数次这样告诫自己，此时此刻，这种信念更加坚如磐石。他甚至觉得，刚才面对丁松市长的盘问，他无异于经历了一次电击、火烙、辣椒水、老虎凳。

说到年处长与冯市长的特殊关系，黄一平从来没听任何人直接说起，他是完全凭借秘书的敏感，从旁慢慢观察、体会而得。自从做了冯市长的秘书，黄一平就认识了年处长。不过，起初他并不喜欢那个年处长。初见其人，瘦瘦弱弱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未曾开口先用警惕、审视的目光把你扫视一番，好像不如此就会从你身上蹦出许多跳蚤害虫。一旦开口说起话来，又总是给人一种欲言又止、阴阳怪气的感觉。黄一平感觉此人欠阳光，城府深，不宜深交。而此人恰恰又是省委组织部仅次于部长的实权人物，掌管着市县干部处，据说有些副部长权力都没他大。像冯开岭这种级别、位置的官员，不知多少人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他、巴结他。

黄一平不久就发现，冯市长特别看重这个年处长，有时甚至超过了副省长一级的领导。而且，年处长对冯开岭，也同样是另眼相看，完全不同于对待一般地市级干部的傲慢与轻视。表面看来，他们是早年省委党校的同学，曾经有过同一寝室的经历，可事实上，培养这种关系，冯市长花费了特别的心血与精力。平时，冯市长每次去省城，无论多么忙，都要打个电话给年处长，但凡对方说有空，一定会去坐一坐聊一聊，而且一般不带第二人随行。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就是在这样频繁走动或闲聊中产生的，没有足够的交流，何来充分的了解与理解？逢年过节的时候，市里官员都要到省里拜望一些人，很多人只顾了那些管着自己的省级大员，却往往忽视了年处长这类级别不高、实权却不小的“现管”型人物，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也是草率应付了事。冯开岭却不是这样。无论多忙，副省长、厅局长一级的官员那儿，哪怕让秘书黄一平、司机老关代为上门，话带到礼送到就算心到神知，唯有年处长那儿一定是亲自前往，而且所选物品也必然与别人的不同，倒不是轻重有异，而是品位档次一定要合乎对方的口味，显得受者在送者心中的位置、分量非同一般。当然，更为主要的是，年处长托办的事情，哪怕就是顶再多的麻烦、冒再大的风险，冯开岭也会心领神会地办得漂漂亮亮。这一点，黄一平直至后来通过凤凰小区那件事，才恍然醒悟甚至惊觉到——此乃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