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第7节（第2/3页）

　　“我很羡慕你们那个时候，”艾米说，“多么单纯！不象现在这么复杂，这么——难弄。”

　　“单纯有单纯的坏处，复杂有复杂的坏处。那个时代谈恋爱，有很多到后来发现不合适，但迫于社会压力，不敢分手，凑凑合合结婚的也很多。像你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分分合合太随便，也——有很多不顺心的地方。爱情有时候就是个运气问题，碰巧就爱错了人，那——就免不了痛苦。”

　　《致命的温柔》里提到过的那个路伟，结婚前曾谈过几个女朋友，都没成功，最后他那做厂长的父亲威胁他说：“你谈朋友就谈定，不要这么换来换去，这像什么样子？你叫我在厂子里怎么做人？我告诉你了，要是你再换一个，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于是孝顺儿子路伟就敲定了那一个，其结果是不到两年就分居离婚。

　　路伟的父亲说那话的时候，路伟已经二十八九岁了，也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了，离老三静秋相爱的日子已经十年左右了，人们仍然这么忌讳谈多次恋爱，那么老三把有过未婚妻看成是“污点”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是个“污点”，照理说老三应该竭力隐藏，不会弄得人尽皆知了。但什么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个“污点”有的时候又可以算个“亮点”，至少可以用作“挡箭牌”，比如用来拒绝长芬的爱情的时候。

　　老三“万万没想到会在西村坪认识一个静秋的”，如果想到了，打死他也不会用未婚妻来做挡箭牌。为了静秋，他是连做叛徒的决心都有的，又何惧在别的女人面前做个无情之人？

　　但谁又长了“后眼睛”，谁又有先知先觉的功能呢？人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据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做最符合逻辑的决定。为了不伤害长芬，他向大妈她们亮出了自己有未婚妻这一事实，为了支持自己的这一说法，他还把一张跟未婚妻的合照亮了出来，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一个“罪证”。

　　他的那张“定婚照”肯定是在静秋到来之前就被长芳从玻璃板下拿出来了，因为静秋刚到大妈家，就看过那张玻璃板下的照片，如果那时老三的“定婚照”还在那里，静秋肯定有印象，但静秋对老三的定婚照一点印象都没有，说明她来之前那张“定婚照”就已经不在那里了。

　　但老三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只知道他有一张“定婚照”落在大妈一家手里，迟早会被大妈家的人拿出来给静秋看，作为他有未婚妻的证据，以便把静秋和长林撮拢。于是他采取主动，在那次走山路的时候就把这事拿出来试探静秋，看看她对这事有何反应。

　　但他没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怕把事情彻底搞糟了。他这个文学青年选择了自己最拿手的方式：讲故事。而他讲故事的手法，采用的是当时很流行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

　　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就是事实与想象想结合。这是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思想所要求的，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学艺术，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艺术而艺术”，已经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一套打倒了。所以当时的写作，时兴“主题先行”，先确定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思想，作品要歌颂什么，赞美什么，反对什么，批判什么，再围绕这个主题去选材，如果从现实生活中选到材了，那最好，那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素材，那就编一个，美其名曰“革命的浪漫主义”。

　　老三跟静秋的第一次见面，就提到了“诗意”,即他后来定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说明他对当时的文艺理论是很了解的，是个当之无愧的文学青年。他对“山楂花是烈士献血染红的”这一说法，就是用“诗意”来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写作中是允许适当的虚构的。当然，虚构是不是能将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虚构出来，不在此贴探讨范围之内。

　　老三在山上讲那个故事，当然不是为政治服务，但他讲故事的方式，是既有事实，又有想象的。事实部分就是他为了父亲的前程，曾答应娶父亲上司的女儿为妻，但他心里不愿意，一直躲避这件事，他后来遇到了一位他喜欢的姑娘，想娶她为妻。其它的故事情节，比如那个姑娘躲了起来，还有那个青年因找不到姑娘，自杀身亡，就是他发挥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出来的了。

　　他那段话里的“一直拖着”和“有过婚约”形成了矛盾，主要是因为汉语动词没有严格的时态表达法，即使是对将来的想象，用的仍然是同样的时态副词“过”。他的那个“有过婚约”的“有”，如果用英语来表达，大概应该是将来完成时，即从将来某个时间来看，是已经完成了的事，但在说话当时，还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