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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没有做到的，和平示威却做到了。货真价实的右翼党和中间党选民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纷纷在各自的城堡召集亲族会议，不约而同地做出决定，离开本市。他们认为现在的局势是，一颗新的炸弹说不定明天就会爆炸，针对的就是他们以及被那一帮刁民非法占领的街道，这应当会让政府相信，必须修改为实施戒严而规定的严格标准，尤其要纠正令人愤慨的不公正做法，即不分青红皂白，对和平的坚定捍卫者与明目张胆扰乱秩序的人同样严惩。为了不盲目冒险，他们当中一些与官方关系密切的人想方设法通过电话打探政府的态度，试图了解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公开或心照不宣地准许他们进入自由的土地，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自己视为国家的囚徒。陆续收到的答复大都含糊不清，有的甚至相互矛盾，虽然还不能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得出可靠的结论，但足以使人们认同一个可行的假设，在遵守某些条件，商定某些物质报偿的情况下，出逃虽然不能惠及所有申请参加的人，只能算是取得相对的成功，但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能够使所有人怀有一线希望。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由两党各出同样数目的高级党员组成了未来出逃的汽车车队组织委员会，在首都一些道德和宗教机构委派的顾问协助下，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大胆的行动计划，这一切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纪念历史上著名的色诺芬万人大撤退，根据中间党内一位古希腊史学家的建议，这项行动计划被命名为色诺芬计划。只给报名迁移的家庭三天的时间，一天都不多给，让他们手拿铅笔眼含热泪做出决定，什么东西应当带走，哪些东西必须留下。人类究竟为何物，我们都清楚，少不了个人主义的随心所欲，装模作样的漫不经心，呼天抢地的多愁善感，还有欺骗引诱的种种把戏，但也有令人赞叹的舍弃一切的情况发生，这使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坚持这些或其他值得称道的忘我举动，必将更有效地为这一里程碑式的开创性计划贡献微薄的力量。撤退定在第四天凌晨，说不定是连夜狂风骤雨，后来也确实如此，但这算不上什么灾祸，恰恰相反，这将给集体迁移陡增悲壮色彩，供人们回忆或者载入家族史，清楚地表明并非所有的家族美德都已丧失殆尽。一个人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悠闲地驾车出行，与不得不让雨刷在挡风玻璃上疯狂地摆动以撕开从天上掉下来的水帘，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严重问题摆上桌面，委员会必须认真讨论，即对于这次大规模出逃，那些投空白选票者，即所谓白票人，他们会作何反应。有一点很重要，必须牢记在心，有一些家庭担惊受怕，他们居住的大楼里也住着属于另一个政治阵营的房客，这些人持可悲的复仇主义态度，轻则可能给撤退者制造困难，重则会粗暴地阻止他们迈出家门。他们会扎破汽车轮胎，一个人说；在楼梯平台筑起路障，另一个人说；把电梯钉死，第三个人插嘴了；往汽车锁眼里塞上硅胶，第一个人又加上一句；砸碎挡风玻璃，第二个人提醒说；我们一只脚刚迈出家门，他们就过来殴打我们，还有人警告说；他们会把我祖父扣为人质，另一个人叹了口气，那样子使人顿生联想，这正是他潜意识的希望。讨论继续进行，越来越激烈，甚至有人提醒说，数以万计的人在整个游行过程中的举止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无可挑剔；我甚至可以说堪称典范，因此，现在似乎没有理由担心事情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不仅如此，我相信，摆脱了我们，他们会感到如释重负；这一切都非常好，一位多疑的人插嘴说，但那些家伙很可怕，他们行事谨慎，看上去都文质彬彬，但很遗憾，有一件事我们忘记了；什么事；炸弹。我们在上一页曾提到这个委员会，有人心血来潮将其称为公共拯救委员会，这个主张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当即遭到迎头痛击，而今看来这个称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谓代表性指的是围坐在桌子旁边的二十多人。惶惶不安的情绪笼罩了会场。所有其他与会者都低下头，斥责的神情化为沉默，这令这个冒失鬼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再说一句话，他似乎不懂得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在自缢者家里提及绳子是缺乏教养的。这个难堪的插曲带来了一点益处，使所有人都同意了先前提出的乐观看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规定好的那天凌晨三点整，像当初政府撤出的时候一样，所有那些家庭都开始走出家门，带着他们的皮箱和手提箱，他们的旅行袋和包袱，他们的猫和狗，一只刚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宠物龟，一条从家庭水族馆里捞出的金鱼，一个装着葡萄牙鹦鹉的鸟笼，另一个鸟笼里是金刚鹦鹉。但是，其他租户的家门没有打开，没有任何人到楼梯平台来观看逃亡演出，没有任何人出来说句俏皮话，没有任何人出来骂一声，没有任何人伏在窗台上去看仓皇逃窜的车队，这倒也不是因为当时正在下雨。当然，嘈杂声很大，请设想一下，拖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走出家门来到楼梯平台，电梯嗡嗡地上升又嗡嗡地下降，还有互相嘱咐的声音，突如其来的惊叫，小心钢琴，小心茶具，小心银托盘，小心肖像，照顾好祖父。我们当然会说，其他房子里的租户早已经醒了，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从床上起来透过门缝向外窥视，只有一些人在被窝里相互靠近一些，说一声，他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