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第3/5页）

奎生的成名更得力于他的体力。

奎生成名时二十周岁，比理查早四岁。

于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九日晚，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中国北京首都体育馆正式举行他的“东方情调”钢琴独奏音乐会时，这天晚上，奎生正在中国山西南部的李堡村为老太太王枝花的丧殡敲起了他的震动土塬和乡亲的路行鼓。我身在李堡，没有可能去首都体育馆观看理查的演出，没有可能看到、听到理查是怎样抒发他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只好来听、来看、来体味、来欣赏奎生敲起的激烈的路行丧乐鼓点。顺便说一句，这一天晚上，我只是几千个黄牙齿焦皮肤的山西农民中的一员，我脑袋的露出或隐没，微不足道；人们前遮后掩，使我对奎生风采的欣赏断断续续，很不完整。

在描述这不完整的风采之前，我还想说一说理查和奎生的婚姻。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婚姻，与他们的钢琴或鼓点大有关系。不管是敲鼓或弹琴，就是踢球，写作，治国平天下，出售大萝卜，都与婚姻有关。我们经常说：他（她）是多么的不幸啊！说这句话时，我们本身就在不幸之中。理查德·克莱德曼有两次婚史，过去的妻子不知叫什么，现在的妻子叫克里斯蒂。理查有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叫彼特，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叫摩德——理查三十九岁，却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这与钢琴没有关系吗？与钢琴有关的摩德小姐是理查与前妻所生。

问：

你与现在的妻子是如何相识的？

理查：

一九七七年，我在蒂埃利·勒·鲁隆乐团任钢琴师，克里斯蒂的母亲是团里的服装员，克里斯蒂常来团里玩，于是相识。

据材料介绍，克里斯蒂娇小动人，喜欢变换发型。这是使理查和我们所高兴的。惟一使我们不放心的是，一九七七年理查与克里斯蒂结识时，他已与他的妻子离婚了吗？是因为新的结识而离婚，还是因为离婚而有了新的结识呢？当然，这对于理查并不重要，给我们却留下很大的想像余地。奎生（我差点写成美国的副总统奎尔）与理查不同，奎生的妻子胡采凤，就在奎生的班子里，会随着班子的吹奏站在人场中唱蒲剧，会鼓着腮帮子吹笙。只是模样长得太难看了，突眼，撅嘴，黄牙，大腮，小耳，爱抽烟，娇小而不动人，也没见她变换过发型。这与奎生的鼓点与唢呐也肯定有关。

问：

是过去师傅的女儿吗？（我是按照许多中国小说中的思路出发的。）

奎生：

不是。

问：

是在从艺的过程中认识相爱的吗？

奎生：

不是。

我吃惊：

那是怎么结婚的？

奎生：

俺姨做媒介绍的。

问：

那她为什么会吹笙和唱戏？

奎生：

随我进班子以后学会的。

我莫可奈何，似有些遗憾，也似有些失落。这时我明白，理查与奎生在演奏风格和心情投入的出发点上，肯定大有不同。一个精心，一个随意；一个富足，一个赤贫；一个在沙龙中，一个在田野上；一个似水仙，一个似狗尾巴草；一个皮肤细腻，一个皮肤干焦；一个富于艺术创造性，一个富于心灵感悟力。

这时奎生的鼓点开始了。奎生个头不高，穿着山西的毛衣和裤子。像所有名人一样，没开始敲鼓点之前，他坐在条凳上不理人，对熙熙攘攘的围观人群充耳不闻，只是偶尔与身旁掌板的同伴低声说一句什么，同伴频频点头。班子中的其他年轻人与中年人、老年人，就与奎生不同，乱与围观者点头，笑，打招呼，甚至挤眉弄眼，为别人特别是有熟人来听他们的鼓点感到兴奋。这时天黑了下来，一个三百瓦高挑的大电灯泡亮了，丧事的主持挤过人群走到奎生身边说了一句什么，奎生点点头，然后向身边掌板的同伴示意一下。掌板的同伴将他的板子举了起来，立即，像音乐厅穿着燕尾服指挥手中的指挥棒高举起来一样，班中所有的艺人都各就各位，抱起自己的笙、笛、铙、钹、唢呐、大鼓，全神贯注地看着同伴手中高举的板子。

这是在李堡村一座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土塬子上。这个土塬在已经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门前。所有的土塬、人、音乐与繁华，对于王枝花老太太来讲，都无足轻重。她老人家肯定是微笑着看世界。重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围观的几千名土头土脑糊涂无知怀着莫名兴奋与期待的站在世界边缘的观众。

终于，高举的板子落下了。随着一声清脆的竹板响起，艺班子六七个人手中的笙、笛、铙、钹、唢呐、大鼓同时响起。音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有旧社会的，有新社会的，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也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就是没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由于这些音乐是伴随几代人成长的，几代人都从音乐中得到了满足，所以几千人屏声静气，听得如醉如痴。听了一段，又是一段；走了一山，又是一山。当首都体育馆的理查德·克莱德曼已经演奏到如醉如痴、与观众情绪水乳交融，禁不住兴奋地用法语说“我再给你们来一段”时，中国山西李堡村音乐场上的名人奎生还没有出场。这是中西艺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钢琴演奏与唢呐和鼓点演奏的不同。奎生仍在条凳上坐着默默不语地抽着自己的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