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旅》的象征性自传邱柯斯基8（第2/9页）

这种理性主义的基础为浪漫派小说所扬弃。浪漫派的小说接受了“盟会小说”的外在形式，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它改变。结社本身不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是某一种高超理想的象征——如同在《亨利·冯·奥夫特丁根》一般——而该理想的尘世表现，通常是集中在密使的单独人物上，例如诺伐利斯的克林梭（Klingsohr），或是霍夫曼作品中的“双重人物”。配合这种内在化或升华，合理的诠释就被抛弃了，而该小说于神秘的气氛中结束，一如它开始的时候一般。不过，在结构上，连浪漫派的小说也保留许多传统的“盟会小说”的特色，虽然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把这些特色加以根本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时期——1750年到1850年——如同黑塞一再叙述的，乃是他在精神上感到最自在的时代。哈利·哈勒的藏书主要是由歌德、哲安·保罗和诺伐利斯的完整版本所构成，后来又加上莱新（Lessing）、杰可比（Jacobi）和利支敦堡（Lichtenberg）的著作——甚至于加上了约翰·提摩太·赫麦斯（JohannTimotheus Hermes）的六卷作品《苏菲从麦默到萨克森的旅行》。我们在第一章看到，黑塞的早期忧郁的主要根源，是他相信他的作品——这些是后继时代的产物——永远不能达到过去的大师所达到的高峰。在他那篇轻松愉快而富于资料的论文——《世界文学藏书》（1929年）中，黑塞又再强调他对于那个时期的喜爱。孩提时代，他在祖父的藏书室度过许多时光。这个藏书室包罗了成千的18世纪的卷册。在这里，黑塞“头一次在诗的领域作了有价值的发现……也就是18世纪的德国文学”。为了我们的目的，去考虑一下黑塞对于该时期的认识范围，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因为它给人深刻的印象。那是由克洛普希多克（Klopstock）的诗、《维特》以及卓多维支（Chodowiecki）做版画的旧历书之类的显著作品而开始的。黑塞继续下去，阅读哈曼（Hamann）、荣·斯第林（Jung-Stilling）、莱新、威塞（Weisse）、拉伯纳（Rabener）、拉姆勒（Ramler）、格勒（Gellert）、赫麦斯，当代的报纸以及哲安·保罗、波德默（Bodmer），盖斯纳（Gessner）的牧歌、乔治·佛斯特（Georg Forster）的游记，马提亚·克劳第欧（Matthias Claudius）、希伯尔（Hippel）和——另一部“盟会小说”——穆勒（M üller）的《西格瓦》（Siegwart）。黑塞明白表示：他也读了许多低级的东西，但是后来毫不懊悔，因为他晓得彻底了解某一段历史时期会有什么益处。在他的论文和歌德、哲安·保罗、赫尔德林、诺伐利斯以及布连塔诺（Brentano）的版本中，在他的信札里，在他的漫谈中，黑塞都一再地指出：他多么忠实而亲昵地从他在世界文学的远征当中——从中世纪、古典作品、东方——回到他最熟悉、最喜爱的文学——德国浪漫时期。总之，要是内在的证据不够充分的话，还有足够的文献可以证明：黑塞对于“盟会小说”的文化和技巧是非常熟稔的。

在《东方之旅》中，他利用了该形式作为小说的骨架，这里有广泛的相似之处。这个理由应该很显然：他必须设法赋予他的理想以实质，把它投到现实的领域里，给予他的千年至福幻想一种形式。在18世纪曾经准确地发挥这种功用，而且令人钦佩地替歌德、哲安·保罗、诺伐利斯、赫尔德林，以及其他的人士服务过的“盟会小说”，正好给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装备。H.H.所离弃而现在努力要重新加入的那个盟会组织，顺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晰地呈现。它拥有传统的阶级组织，上至会长和裁判所，下至见习生。信心的4项条款载在盟会的证书上，并且在给予每名见习生的戒指上，以4颗宝石来加以象征。见习会员只有在一次面谈当中，使他的上级满意，认为他的意图纯正，才获准入会，而他必须在解除效忠誓约以后，接受一年的考验。该会本身位于一座建筑物中，而从布景来看，说它是中世纪式的，不如说是卡夫卡式的，但是神秘的效果是达到了，而一间宽大的档案处——几乎是超现实地具有伸缩性——容纳了该会及其会员的种种活动的完整记录。

如同在浪漫小说中一般，会长（该会精神上的化身）和密使（该会物质上的表现）这两个人物融合在里欧一个人身上。然而，黑塞接近于更古老的形式，因为里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本质。身为密使，他是服侍大家的谦卑仆人，使他自己成为卑下之中最卑下的。然而他十分明确地具有该会精灵的通常性质。他有明亮的、洞察的眼睛，有长生不老的外貌，有外国的出身（由他的名字指点出来），以及这个传统人物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在他身为会长的本质中，他的特征是随时愿意替别人服务，但是他“谦卑得有如一位虔诚的教皇或族长”。身穿富丽的镶金衣服，他是尊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