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第4/7页)

“但山姆大叔并不出面,”有人马上插话,他的态度与指挥官的如出一辙。顺便提一句,地方退伍军人协会的指挥官没有到场。“这并不是政府遇到的麻烦。肯尼迪不会喜欢这样做的。这麻烦是杰弗生镇的,不是华盛顿政府的。”

“那就叫他喜欢,”格雷姆说,“你们退伍军人协会是干什么的,如果不去维护美国和美国公民利益的话?”

“不行,”另一人说,“我看咱们最好别把这事闹大了。不用大张旗鼓咱们照样能达到目的。那样更好些。对不对,弟兄们?”

“好吧,”格雷姆说,“我照你们说的办。可是每个人都需要准备一把手枪。一个钟头以后,咱们再到这儿来检查一下武器装备。每个人都得来这儿报到。”

“肯尼迪会对带手枪这事说什么呢?”一个人问。

“我来对付,”格雷姆说,“一小时后准时到这儿报到,带上随身武器。”他把大家解散了,然后越过静寂的广场朝警长的办公室走去。人们告诉他,警长在家里。“在家里?”他重复了一句,“这个时候?他在家里干什么?”

“吃饭呗,我想。像他那样大的个子,一天得吃几餐饭的。”

“在家里,”格雷姆重复道。他没有冒火,还是那副冷峻超然的神情,他刚才同指挥官打交道时就是这副神色。“吃饭,”他说。他往外走,走得很快。他又一次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在这片安静土地上的这个安静城镇,当人们悠闲地围桌晚餐时,广场上总是清静无人。他到了警长的家。警长立即说“不行”。

“十多二十个乡亲在广场周围转悠,屁股兜里揣着手枪?不不。那不行。我不允许那样做。那可不行。这事你们让我来处理。”

格雷姆又注视了警长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又是步子匆匆的。“好吧,”他说,“如果你想要那么办,我不加干涉,可你也别管我。”这话听来并不像是威胁,说得平平淡淡,没有更改余地,也不带一点儿火气。他继续往前走,走得挺快。警长瞧着他,然后叫了他一声。格雷姆转过身来。

“你自己的手枪也留在家里,”警长说,“听见了吗!”格雷姆没吭气,径自往前走。警长皱起眉头,直瞧到他的身影消失。

当天晚餐后警长回到市中心,他多年来不曾这么做过——除非在紧急的无可奈何的事态下他才在晚饭后回到闹市区。他发现格雷姆手下的人在监狱外面布置了一条纠察线,又在法院门口设了条纠察线,第三条在广场和邻近广场的街道上执行巡逻。他们告诉警长,另有一些后备人员在格雷姆受雇的棉花厂的办公室待命,那儿成了文书室,指挥部。警长在街上碰见格雷姆,他正忙着往各处视察。“小伙子,过来,”警长说。格雷姆站住了。但他并不走过去,警长反而走向他。警长用肥胖的手指拍了拍格雷姆的屁股,说道:“我叫你把这家伙留在家里。”格雷姆不吭气,正眼看着警长。警长叹了口气说:“嗯,要是你听不进去。我想只好另外委派你做特别副官。但是你可不能露出枪来,除非我叫你那样做。听见了吗?”

“当然,”格雷姆说,“要是我没发现有任何必要,你自然也不会叫我掏枪的。”

“我是说,除非我叫你掏时你才能掏。”

“当然,”格雷姆说,平静耐心,立即满口答应,“这是咱俩说好的。别担心。我会去那儿的。”

随着夜幕的降临,城镇逐渐变得安静;电影院的人走空了,杂货店一个又一个关了门,格雷姆的一排人也开始散去。他不反对,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他们变得有点儿胆怯拘谨,处于守势。这样,他不知不觉地又打出了一张漂亮的牌。正因为他们感到怯懦不安,在他冷峻的目光面前问心有愧,他们第二天又会露面,哪怕只是为了在他面前亮个相。也有几个人留下未走。但这毕竟是星期六晚上。两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搬来几把椅子,于是他们玩起扑克牌来。牌一打就是个通宵,虽然格雷姆不时派一个班在广场上巡逻(他自己没参加玩牌,也不准许他的第二号指挥官,队伍中惟一具有相当于这军职的人参与)。这时担任夜间巡逻执勤的人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不过他也没有参加玩牌。

星期日挺平静。扑克牌整天都在静静地玩着,只是在周期性的轮班换哨时才中断。与此同时,教堂敲起悠扬的钟声,教徒们穿着夏日的鲜艳服装,彬彬有礼地聚在一起。广场附近早有传闻,大陪审团将于次日开会。不知什么缘故,一提起陪审团几个字就令人产生神秘、既成定局、无法更改的感觉,使你想起那隐蔽的、警觉的、全能的目光在注意人们的一举一动,这使格雷姆一伙人更坚信自己的假想。人往往会很快糊里糊涂地、难以意料地发生变化。杰弗生镇的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突然对格雷姆刮目相看了;也许还带着一点儿敬畏和一定的信赖,好像他对本镇和这种场合的预见、热忱和自豪感,比他们自己的反应更灵敏,更真切。他手下的人当然对此心领神会;他们整夜不眠,经历了紧张劳累,放弃了假日,甘愿做出牺牲,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涨,到了如有需要几乎乐意为他卖命的地步。现在他们一本正经,带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神情,这神情几乎像格雷姆希望他们穿的土黄色军装一样看得见摸得着;格雷姆希望他们穿军装,希望他们每次回到指挥室时着装更换一新,穿上他梦想的文雅朴素的光荣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