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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海鲜城出来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多钟。对这一点，他们三个人的说法是一致的。县级市的夜晚，许多手扶拖拉机、卡车，拉着钢筋、砖头和水泥管子，在街上跑来跑去的。街边正在盖的楼房在杂乱的车灯的扫射下，也显得混乱不堪。二庆在跟着马恩学修摩托之前，曾跟着一个包工头在郑州打工，所以他经常给别人说，他盖过几幢楼。他也这样给杨红吹嘘过。马恩对杨红说，如果二庆再在你面前吹牛，你就说，把你盖楼挣的钱拿给我看看。马恩说，你这么一说，他就哑巴了。马恩说的没错，二庆以后果然不在杨红面前吹这个牛了。二庆跟着包工头干了三年，拿到的钱刚够吃喝，包工头把民工们的钱席卷一空，跑到香港炒股票去了，在香港的股市上栽了个头破血流，从楼上跳了下去，灵魂上了重霄九。后来二庆遇到了小学同学马恩，如果不是马恩收留了他，他这个无业游民现在还像狗一样在街上游逛呢。现在，他们在街上走着，马恩觉得有必要提醒二庆，让他回想一下他以前过的那种猪狗般的生活。可没等他提醒，二庆自己就说了起来。“马恩，一看到这些楼，我就想到了我以前过的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放心好了，你指到哪里，我就打向哪里。”二庆这张嘴是油了点，可他说的基本上还是真话。多天之后，我在牢里见到二庆的时候，二庆虽然遗憾自己还没有享到福就被逮住了，可他对跟着马恩干事并无怨言。他对马恩的忠诚，我说给了马恩听，马恩听了之后并不吃惊，他对我说：“那当然，在二庆眼里，我就是个领袖，我是为他谋福利的嘛。”

二庆回到东交民巷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得去搞枪。既然已经夸下了海口，他就得搞到，搞不到是没脸见马恩的。他并不是怕挨马恩训斥。他现在担心的是，搞不到枪，马恩就可能取消这个计划，而计划一旦取消，那就意味着他将跟着马恩过穷日子。从杨红的口中，他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三张飞到广州的机票，甚至还不够支付他这几个月的房租。他又想起了今天晚上让他开了荤的那个女人。开一次就还想开第二次，没有钱开个屁。说来说去，没有钱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甚至连女人也干不成，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他在牢里对我说：“我不是没有想到死。可我又想，马恩肯定盘算好了，马恩办事向来麻利，一般是不会出错的。如果真的没有弄成，那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干革命还能没有流血牺牲？”说这话的时候，他脖子一梗，一副硬汉子的形象。他的这个形象一直保持到了刑场，直到开枪前那几分钟，他才像鼻涕那样软下来，人们不得不把他提溜起来，以便朝着他那长着青春痘的眉心来上一枪。

下午去二郎山之前，他给一个当警察的朋友打过招呼，说想借他的枪用用。本来当时就把枪拿过来了，可马恩找到他，对他说，呆会儿陈栓保可能会多带两支，先不要借了，这事也就耽搁了下来。他想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明天早上就可以把枪弄到手，现在，用不着那么着急。他就在床上躺了下来。可他还是睡不着，画在轮胎上的那个女人又让他想起了他在海鲜城享到的艳福。这是个好的开头，是美滋滋的生活的开头。他这么想着，浑身燥热了起来。这个童男子有洗冷水澡的习惯，要是往常，他肯定要爬起来冲个澡，压压那股邪火，可这天他舍不得冲澡，因为一冲就把那个女人留在他身上的味道冲走了。他盯着画在轮胎上的那个女人过着干瘾，慢慢有点不满足了，因为轮胎上的女人不会动弹，他想看个会动的女人。他想起在济州宾馆的隔壁，有一家录像厅，后半夜那里常放一些从港台传过来的三级片。这么一想他就坐不住了。他起身的时候，想到天亮马恩会来找他，就草草地写下了一张条子。

在往济州宾馆的方向走去的时候，他想这会儿马恩和杨红正在干什么呢？光棍汉最容易往那个地方去想。这一次他想对了，马恩和杨红回到宾馆之后，确实没有闲着。如前所述，马思和杨红在这天晚上都被陈栓保之死的阴影笼罩了。为了排遣那无所不在的忧虑和隐蔽的恐惧，他们疯狂地做爱，在做爱的间隙，他们又服用了大剂量的利眠宁。二庆想，等我拿到了足够的钱，我就开始单干。有钱就是爷，我要和他们一样住宾馆、下馆子。我要学会唱歌，每天都来两曲卡拉OK，在女人面前露两手，像个有权有势的人那样，别人一见到我，就忍不住地点头哈腰。就这么定了，他想。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扩胸运动，颇具抒情性地长叫了一声“啊——”。“啊”过之后，他觉得还该再来两声，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喊些什么，就五音不全地唱起了他早些年听过的一首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明，哪个更亮，噢噢噢——”胡乱地“噢”了一通之后，他大笑了起来，就像一只生物钟紊乱、找不到窝的公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