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2/29页）

白天，街道上或草木干枯的大公园里根本没有空间，没有可以散步的地方。你可以开车，非常缓慢地经过东挖西挖的马路和水泄不通的人群，前往托里衮吉俱乐部，在那里的高尔夫球场上散步。但是，这条路开得你筋疲力竭，然后，回程还得忍受的煤油汽油烟雾也会叫你败兴而归。别人会告诉你，直到十五年前，加尔各答市中心的街道每天都还会清洗。可是，我在一九六二年也听过同样的话。甚至在那时候，独立十五年之后，以及那几场会令许多人难忘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暴动发生十六年之后，人们已开始怀念加尔各答的黄金时代。

英国人建造了加尔各答，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当英国人不再是统治者时，这城市也开始死亡，虽然这并非历史的必然。

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是一九六二年我在加尔各答见到的人之一。当时他在帝国烟草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后来改用不那么刺眼的简称ITC。因为他在这么一家显赫的英国公司工作，齐达南达是为数不多的人人称羡的被称为“提箱仔”的印度人之一。

这些提箱仔认为自己融合了印度和欧洲的文化。提箱仔的工作一方面跟英国人来往较多，乃是教养的象征，同时又稳定无虞，因此其他印度人对他们既钦佩又嫉妒。他们薪水很高，属于印度待遇最好的工薪阶层，另外——提箱仔在待遇上的锦上添花——公司还为他们提供汽车和备有家具的公寓。他们的职务并不繁重。提箱仔上班的每一家公司都或多或少独占了印度的某个领域。提箱仔必备的条件只是教养不错，关系良好，举止优雅。

齐达南达还有另一件事情做。他热爱电影，是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有天晚上，我在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碰到了他。二十六年之后，有人——就是在孟买告诉我生平故事的那位秘书拉赞——提起这件事，说是当晚活动结束后齐达南达要他把我安全送回我住宿的制药公司招待所。我对拉赞毫无记忆，至于他，能够跟影坛人士及孟加拉上流社会在电影学会度过这样轻松的一夜可真是太棒了，让他稍微见识了远比他所知道的更加美好的加尔各答。我对学会的办公室只有很模糊的印象：塞满旧办公家具的小房间，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灯。我记得齐达南达的提箱仔模样：四十岁，身材修长，蓄小胡子，穿灰色西装。

齐达南达没有在ITC待下去。他改行去拍电影和写作，这成了他的职业，也使他离开了加尔各答。大约二十年之后，他在半退休的状态下回到加尔各答。他半个礼拜的时间在《电讯报》主编文艺版，其他时间则住在圣蒂尼克坦——孟加拉诗人与守护圣人泰戈尔所创立的大学。

圣蒂尼克坦离加尔各答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齐达南达正在那边盖一栋房子，先住在已经盖好的部分中，四周还在施工之中。我在一个星期天到那边见了他。

我设想这是由一个诗人兼教育家建立的类似甘地在南非所设立的凤凰村的机构：与独立运动有关联，同时又是反对过分制度化的产物。我知道这所学校有音乐课程、户外教学、茅屋教室：它有淳朴的田园风味，基础却很脆弱，靠着大家还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才得以存在，而且因为我很久未曾听人提过圣蒂尼克坦，我还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我搭乘圣蒂尼克坦线快车前往，坐的是有冷气的休息车厢。车厢摆设得像起居室，有沙发和扶手椅。装潢的基调是佛教风味，车厢内一块围起来的地方过去可能还设有神坛：这令人想起，往北是佛教地区。我是这节休息车厢里唯一的乘客，加尔各答旅馆的领班为我付出的可怕票价终于有了解释。不过，我却一点都没有得到高级享受：铁路局的低层职员把休息车厢当作睡觉场所，眼前就有三个在沙发上打鼾大睡。

车外是三角洲上平坦无树、适合种水稻的土地，分别呈现绿褐两种颜色。绿色田里都是水，一畦一畦长着不同时期插种的稻子。在一些田里，尚未插种的成列的一捆捆秧苗立在水中，像小小的禾堆。已经收割的田地呈黄褐色，干涸无水，有些田留着稻梗，有些已经清理、犁过，有些田里隔着一段距离就有较黑的新土堆，等着犁进旧土以恢复地力。在许多地方，水从一畦田被引去另一畦，有时使用电力帮浦，有时用手将一种可移动的长筒降到有水的田里，再升起来把水倒入另一畦里。在这片宽敞的三角洲上可以看到每一种跟种稻有关的活动：沿途好几英里情况都是如此，实在很难理解这里会发生饥荒。但是，到了圣蒂尼克坦附近，土地开始变干，开始像是平坦的沙漠，有点令人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