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第2/2页）

我心情实在轻松，有时候甚至喜欢看人们在当地的咖啡馆里跳舞。我的许多流亡同伴义正词严地（愤慨之余也有一丝快乐）指责这些时下流行的丑恶现象，包括流行舞。不过流行时尚是人类平庸能力的创造物，也算生活的一个层面，平等的庸俗化身，那么，谴责它也正意味着平庸也能创造出值得关注的东西，不论那是一种政府形式还是一款新发型。当然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舞其实压根就不现代：它们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督政府时期，那时的妇女和现在的一样，衣服就是紧贴皮肤而穿，乐手也是黑人。流行时尚每个世纪都有：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清一色地流行拱形裙，后来烟消云散，代之以紧身裙和贴面舞。我们跳的那舞，毕竟是极其自然、极其纯真的。有时候——在伦敦的舞厅——单调中体现着完美的优雅境界。我们都记得普希金这样描述过华尔兹：“单调而又疯狂”。万事莫不如此，道德堕落也不例外……这里有我在达格利寇侯爵(2) 的回忆录中读到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小步舞更颓废的了，可在我们的城市里，大家都认为跳这种舞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说，我喜欢看在咖啡厅里跳舞的人，再次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话：“他们一对一对地婆娑而过。”眼妆画得很有趣，闪烁着最简单的人间快乐。穿着黑色裤子和浅色长筒袜的腿相互碰撞。脚步来回转动。与此同时，门外等候着我忠实的、孤独的黑夜和它潮湿的影子，还有喇叭鸣响的汽车，滚滚的寒风。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远在城外的俄罗斯东正教墓地上，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自杀于最近去世的丈夫坟前。第二天上午我恰巧路过，守墓人——一位严重残疾的老兵，参加过邓尼金战役——架着一副他身子每动一下就嘎吱作响的拐杖，走过来指给我看老太太上吊的白色十字架，还让我看依然粘在上吊绳着力之处的几缕线丝。他轻轻说：“是一根崭新的绳子。”不过，最神秘、最迷人的还是老太太留在墓基旁湿地上的月牙形脚印，小得就像小孩子的脚印一般。“她踏踩了一点点墓园，可怜的人，不过除此之外，园中没有任何弄脏弄乱的地方。”守墓人平静地说道，瞥了一眼那些残留的黄线丝和陷下去的小小脚印。我突然间意识到，哪怕是死亡，从中也能看到天真的微笑。也许，亲爱的，我写这封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告诉你人生也有如此简单、如此温柔的归宿。柏林的夜色也这般简单温柔地消融了。

听着，我现在感到如愿以偿般的快乐。我的这种快乐是一种挑战。每当我漫步在街头、广场和运河旁的大道上，恍惚感到潮气从疲惫的双脚直舔上来，我骄傲地带着我那不可言说的快乐。几百年将会匆匆而过，那时的学童会对着我们所经历的沧桑巨变直打哈欠。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我的快乐，亲爱的，我的快乐将会永存：在街灯潮湿的倒影里，在小心地拐了个弯下到运河幽幽水中的石头台阶上，在一对对舞伴的微笑里，在上帝慷慨安排在人类孤寂周围的万物中。

(1) 　Alexander Suvorov（1730—1800），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常胜将军，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战略家，一七九九年被沙皇授予俄国大元帅军衔。

(2) 　D'Agricourt，法国著名酒庄玛歌庄园的历任园主之一，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