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部大厦塔尖（第2/5页）

纯粹的折磨。我有心把你写的各种错误的形象仔细抄下来，无情地摆在我准确无误的观察旁边，不过结果却可能是“噩梦般的胡说”——真正的卡佳会这么说的，因为分配给我的理念没有足够的精确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从你的那团乱麻中解脱出来。相反，我自己倒陷进你用传统写法设下的黏性罗网中，没有一点力量把卡佳从你的笔下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像哈姆雷特一样争论，并且到最后一定要胜过你。

你所瞎编的主题是爱情：一场有点颓废的爱情，以二月革命为背景。但它仍然是爱情。卡佳被你重命名为奥尔加，我成了列昂尼德。不错，很好。我们的初次相遇是平安夜在朋友家里，之后我们常在尤苏波夫溜冰场见面。她的房间，里面有靛蓝色的墙纸，红木家具，只有一件摆设，一个踢起腿来的芭蕾舞瓷女郎——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除非你故意自命不凡地瞎编，把一切都改得面目全非。列昂尼德在聂夫斯基大街上的帕里斯亚娜影院坐下时，皇家学园的一位学生把他的手套放在三角帽里，隔了两页后，他就穿上了平民衣服：他摘去了他的圆顶高帽，读者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文雅的年轻人，留着旧式的英国分头，头发从喷了定型发胶的小脑袋正中央分开。一块紫色手帕从他的胸口衣袋垂下来。其实我至今还记得皮埃尔先生当时穿得像电影演员马克斯·林德一样，也还记得他喷了大量的威哲塔护肤液，刺得我头皮发凉。皮埃尔先生紧握住他的梳子，像翻毡一般猛地一翻，把我的头发翻了过来，然后一把扯掉围单，冲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人喊道：“伙计，把头发收拾干净！”今天，我的记忆带着讽刺回到那块胸口衣袋中的手帕上，回到了当年的白色鞋罩上。不过另一方面，我决不能认同青春记忆中刮脸的折磨，刮的是你笔下列昂尼德那张“光滑、灰白的脸”。他那双莱蒙托夫式没有光泽的眼睛和贵族一般的外表，我就让你凭良心处置，因为如今他意外发福了，当年的外表不可能看出多少了。仁慈的主啊，不要让我陷入这位女作家的文字陷阱中吧。我不认识她，也不想认识她，可是她抱着令人吃惊的傲慢态度侵犯了另一个人的过去！你怎敢这么写：“漂亮的圣诞树上挂着会变色的灯，好像在向大家预告那欢乐喜气洋洋”？你一口气吹灭了整个圣诞树，因为一个形容词放在名词后面，图高雅，却足以消灭最美好的记忆。在这场灾难之前，也就是在看到你的书之前，我的美好记忆是灯光涟漪一般星星点点地闪在卡佳的眼睛里。圣诞树的一条枝上挂着一个原生纸做的小玩偶房，光彩夺目，一根蜡烛燃得太狂野，她拂开粗硬的树叶，伸手去掐火苗，这时小玩偶房把鲜红色映在了她的两颊上。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我现在还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是字纸烧毁时发出的难闻气味。

你的写法给人这样的印象：卡佳和我生活在一种文明高雅的上流社会。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亲爱的女士。那个卡佳生活的上流社会环境——你愿意就称为时尚环境吧——说得好听一点，风气很落后。契诃夫被认为是“印象派”；康斯坦丁大公，一位重要诗人，被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打油诗人；纯粹是基督徒的亚历山大·布洛克，写过未来主义的十四行诗，歌咏垂死的天鹅和丁香烈酒，被认为是邪恶的犹太人。诗歌专集的手抄本，法语的英语的都有，到处散发，拿到的再复制，也有失真走样的地方，连作者的名字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所以这些流散的诗歌就故作意外地有了个作者不详的迷人特点。一般来讲，把它们那些曲曲弯弯的东西和那些秘密抄写的、在下层圈子里流行的煽动性简单诗歌并置起来很有意思。这些男人和女人歌咏爱情的长篇独白被认为是国外抒情诗派最现代的样板，有人恰当地指出，这么认为很不到位，事实上国外抒情诗中的佼佼者是可怜的路易·布耶(4) 所写的一首，他在上世纪中叶写作。卡佳对连绵起伏的韵律情有独钟，总是充满激情地朗诵路易·布耶的亚历山大体(5) 诗歌，还怪我给某一音律铿锵的诗节挑了毛病。在这一节诗中，诗人把他的感情比作一把小提琴的弓，把他的情人比作吉他。

关于吉他，夫人，你写道：“傍晚年轻人聚会，奥尔加坐在桌子旁，用浑厚的女低音唱歌。”唉，好吧——又一次死亡，又一个你华丽文体的牺牲品。可我是多么怀念那首时髦的茨冈舞曲，余音绕梁，当时我示意卡佳唱，我来填词！我很清楚，这个舞曲不再是真正的吉卜赛艺术，这种艺术当年迷住过普希金，后来又迷住过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6) ，现在却没有生气，筋疲力尽，难逃一死。每一样东西都在为她的毁灭作贡献：留声机、战争，还有各种所谓的茨冈歌。布洛克有许多天生魔力，其中之一就是他从吉卜赛歌词中听来任何语句，都能凭记忆写下来。他这么做很有道理，好像他在抓紧时间抢救吉卜赛歌词，免得太晚了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