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王(1)（第2/10页）

现在卧室成为焦点。卧室顶上一条龙形裂缝横穿屋顶，屋角立着一个巨大的衣架，宛如一棵橡树。靠墙立着一个非常精致的熨衣板。一把扶手椅，罩着白色的家具套，椅边下方隐藏着一个生铁铸造的形似独角仙的东西，那是个过了时的老用具，用来扣住鞋底脱下马靴。一个橡木衣橱，巨大无比，颜色暗淡，发出一股卫生球味，立在一个用来放脏衣服的卵形藤条容器旁边，这个藤条筐也不知是谁放在那里的。淡蓝色的墙上胡乱挂着些物件：一口钟（这家伙已经滴答响着昭示了它的存在）；一个药品柜；一个陈旧的温度计，显示的是当年的气温，而不是现在的真实气温；一幅铅笔素描画，画上是一个湖，岸边芦苇丛生，一只鸭子离岸而去。还有一位绅士的近身照，打着皮革绑腿，跨在一匹看不清尾巴的骏马上，一位神情严肃的马夫牵着马站在门廊前方，门廊的台阶上聚集着几个神色紧张的仆人。一个落满灰尘的圆形玻璃镜框下压着一些毛茸茸的花……卧室里陈设稀少，也毫不实用，不管谁用这间宽敞的卧室都显不出温馨来（似乎前任国王的妻子曾经在这里住过，她的绰号叫“哈斯莫德”(2) ），这让它看起来怪怪的，好像没人住过一般。要不是那个端进来的脸盆，还有铁床边坐着的男人，真无法想象竟然有人在这里过夜。那男人穿着镶边领子的睡衣，一双结实的光脚踩在地上，用脚趾头摸索出一双摩洛哥羊皮拖鞋来。他披上一件像这个早晨一样灰暗的晨袍，走过咯吱作响的地板，来到有毛毡垫的门旁。他后来回忆起那个早晨时，便觉得刚一起来内心和身体就都经历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即将到来的这一天如千斤重担要压垮他。所以这一天带来的可怕灾难（这个灾难隐藏在无聊小事的面具下，已经 守在伊戈尔桥上了），尽管荒唐，也预见不了，但对他而言，倒是一副冲淡压力的解药。我们习惯于把眼前的事情归因于刚刚过去的事（我刚才手里还拿着它，我把它就放那儿了，现在它却不在那儿了），把过去与出乎意料的当下联系起来，其实这个当下只是个暴发户，为刚买的纹章盾牌而沾沾自喜。事件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们是它们的奴隶，试图用链条中神奇的一环去堵缺口。回望过去，我们确信，回头看到的那条路，正是已经把我们领向坟墓的那条路，要么正是让我们正本清源、发现自我的那条路。只有在以往的事件里能发现可以恢复、可以改变的迹象时，生活中飘忽不定的鲁莽和失误才能得到真心容忍。顺便说一下，这些也是那个不再独立的艺术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希涅乌索夫的想法。夜幕降临，竖排的深红色字母闪烁出“RENAULT”(3) 字样。

国王出去找早餐。冰冷的石头画廊一边是尖顶窗户，窗角上布满了蜘蛛网，另一边有五间屋子，他从来不清楚其中哪一间里会备好他的早餐咖啡。他依次打开一间又一间房门，看看里面有没有摆好那张小餐桌。总算找到了，摆在最不常放的地方：一幅黑沉沉的前任国王的巨幅肖像下面。画匠给加丰王画这幅肖像时，国王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记得他的样子。但画像中人物的五官、姿态和体型都被赋予了富丽堂皇之气，远不是当年那个驼背、烦躁、衣着不整的老头模样。那时他有点儿歪的上嘴唇上没长胡子，嘴角一带布满了乡下干瘦老太太才有的皱纹。他家祖训是“审时而治（sassed ud halsem）”，到了他这里，常常被幽默打趣的人改为“扶手椅和榛子白兰地（sasse ud hazel）”。他在位三十余年，既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爱戴，但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仇恨。他既相信善的力量，也相信钱的力量。他对议会中的多数人言听计从，因为他们那些枯燥无味的人道主义情怀很容易感染他那颗多愁善感的心。他也慷慨地从秘密金库中拿出钱来，奖励那些为王权的稳定作出贡献的人。对他来说，治国之术早已变成了靠机械规律运转的飞轮，以及举国上下的惟命是从。Peplerhus（议会）就像一根吱吱作响的微弱烛芯，闪着迷迷蒙蒙的光，看起来还像是正常运转的机构。如果说他在位的最近几年也受到猛烈反叛的冲击，好比无忧无虑地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之后打了个嗝，那也不能怪他，要怪那位王储人品不好，行为不端。说来也是，善良的市民们在怒火中烧之时发现曾经一度是学界的祸害、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凡·斯昆克教授说的话并无大错。他断言，分娩只是一种病，每个婴儿都是父母身上的肿瘤，通常都是恶性的，生下来就“外化”为独立的存在物。

现任国王（我们姑且以国际象棋符号K来称呼他）登基之前，是老国王的外甥。一开始，没人想到继承王位的会是这个外甥，原定的合法继承人是加丰王的儿子阿道夫王子。这位王子在民间有个极其不雅的称号（根据贴切的谐音而来），为了文雅起见，就翻译成“无花果王子”(4) 吧。K在一个偏远的王宫里长大，由一位脾气阴郁又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他那位马一般剽悍的妻子来监护。因此，他几乎不认得表兄，直到二十岁时才开始和表兄多了点接触，那时阿道夫已将近四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