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制片人（第2/7页）

毫无疑问，她被掳一事，不完全是桩偶然事件。制片厂是严禁非决定论的。更无疑问的是，大逃亡一开始，他们和大家一样，经西鲁克兹街到莫茨街，再到伏吉拉尔街，(3) 一路上将军和他的夫人已经形成了同一个团队，同一首歌，同一个密码。自然而然，他成了“白盟”（白军战士联盟）的一员干将，四处奔走，为俄罗斯小伙组织军事课程，安排慰问音乐会，寻找兵营安置穷人，排解当地纠纷，而且做了这么多好事却不出风头。我以为这么做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说来不巧，那个“白盟”为了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始终不能与海外的保皇党划清界线，也不能像流亡的知识分子那样体会到那些荒唐而邪恶的组织中存在着可怕的暴力倾向，希特勒主义盛行。每当美国人出于好意问我认不认识迷人的某某上校，或显赫的奇科夫斯基老伯爵时，我总不忍心告诉他们阴暗的事实真相。

不过和“白盟”有关的还有另一类人。我想到的是那些喜欢冒险的人，他们用别的方式帮助这事业。他们穿过白雪覆盖的冷杉森林，跨越边界，利用昔日社会革命派独特设计的各种伪装在故国大地上游荡，然后把一些有用的、凡是间谍都要给老板带回来一些的小道消息带回到巴黎那家叫“啊，面包圈”的小咖啡馆，或是带到柏林那家没有专门名字的Kneipe(4) 。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和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纠缠起来，难分难解，你要是从背后轻拍一下他们的肩头，他们会可笑地跳起来。倒是有不多几个是觉得好玩而去做探子的。也有一两个也许真的相信他们是在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为重建过去做准备，一种神圣的、略带霉味的过去。

二

此刻我们要去看看一连串极为奇怪，又极其没意思的事件。“白盟”第一任主席，死在了任上。他是整个白派运动的领袖，到目前为止，也是众多主席里最优秀的一个。他是突然病倒的，有些说不清楚的症状使人隐隐感到是有人下了毒。下一任主席，一个大块头的壮汉，讲话声大如雷，头像一颗炮弹，既高且壮的家伙，被不知名的人绑架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死于过量的三氯甲烷。第三任主席——我的电影胶片也跑得太快了些。其实除掉头两个主席就花了七年时间——倒不是因为这种事干起来不可能是举手之劳，而是因为有些特殊的情况需要非常精确的时间计算，才能协调一个人自己按部就班的升迁与位子突然空出之间的间隔。让我们解释一下。

戈卢布科夫不仅是个多才多艺的间谍（事实上是个三重间谍），也是个野心极大的小家伙。他梦想主持一个势同墓园落日的组织，这个梦想对他为什么如此重要，这对那些没有爱好或缺乏激情的人来说只是一个谜。他就是很想当这个头儿——如此而已。让人不好理解的是，他坚信自己能在强大派系之间的倾轧中保存自己微弱的实力，从各派那里都收受危险的金钱和危险的帮助。我希望你们集中注意力，因为形势变化莫测，漏过了微妙之处可就遗憾了。

苏维埃政权的主体已经巩固，幽灵般的白军向他们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并不为此特别担心。但飘忽不定的“白盟”黑手到处搜集军事重镇和工厂的情报，然后德国人坐享其成，这让他们非常恼火。流亡人士的政治色彩千差万别，深奥微妙，德国人懒得过问，但一位“白盟”主席爱国心切，每每因坚持道义而阻碍了友好合作的流畅进行，他们也会感到恼火。

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遇上了天赐良机。苏维埃一心盼望由他统治“白盟”，那样他们就会对“白盟”的所有间谍了如指掌——同时随机应变，让德国人虚耗精力，得到假情报。德国人也同样相信，通过他，他们可以把一大批自己绝对可靠的情报员安插在“白盟”的日常情报员中间。两方都不幻想戈卢布科夫将军对自己忠诚，但两方都以为有他在两边摆来摆去，自己便从中有利可图。单纯的俄国老百姓，那些流散在边远地区辛勤劳作的俄罗斯难民家庭，仍和在萨拉托夫或特维尔一样，操持着他们卑微而诚实的生意，养育着脆弱的儿女，天真地相信“白盟”是什么“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类，代表着俄罗斯童话过去和未来的一切美好、体面、强大的事物——这就是俄国老百姓的梦，这些梦想很可能被影片剪辑者视为长在主题上面的赘疣。

“白盟”成立之初，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掌门候选地位（当然是纯理论上的地位，因为谁也不曾预料到当时的领导会死）还远在一长串名单的下端——其中原因并非他传奇式的英勇事迹没有得到同辈军官的充分赞赏，而是他碰巧是全军最年轻的将军。快到第二任掌门选举之时，戈卢布科夫将军已经展现了组织者的巨大才能，觉得他能够安全地从掌门候选名单上划去好几位，也就顺便救下了这几位的性命。第二位将军除去之后，许多“白盟”成员都相信，下一位候选掌门费琴科将军会将他凭年纪、声誉和专业素养理当享受的权利让给这位后起之秀。然而老先生虽对“理当享受”心存怀疑，却觉得躲开已经要了两条人命的工作有懦夫之嫌。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一咬牙，又从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