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故事集1 随园(第3/9页)

我决定让老王把我带走。走之前我回家去跟母亲告别。我家住在一个小机关的院子里,老王蹲在院门口等我,我出来时他一支烟还没抽完。我与家人的告别如此干净利索,这很令老王意外。他因此对我刮目相看,好像我也领上了一张“流浪诗人”的资质证明,可以跟着他上路漂泊了。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哪场戏都演不好,在“流浪诗人”中,我连配角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路人甲。

我跟老王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回到他的老家。从此我在那个空气中常年充斥着海腥味儿却无比干燥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在那里,老王和他的朋友们背诵“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是戏仿的,并且,它缺乏解释。因而,铅是对黄金的戏仿。空气是对水的戏仿。大脑是对赤道的戏仿。性交是对犯罪的戏仿。”——但你要问他的朋友们此地哺育过什么历史名人,得到的答案只会是“燕子李三”。

老王经常出门流浪,起初我还跟着他,后来我就不太愿意这么干了。我很累。而且,既然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是戏仿的,那么躺在床上就是对流浪的戏仿。在那里,我看不到雪山,但是我可以假装还能看到。平原是对雪山的戏仿。千禧年的时候,我再一次被这种生活“劝退”,我离开老王去了北京——在那个时候分手,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共同生活了有一千年那么久。

老王回到车里就抓起瓶子给自己补水。我想起自己该吃药了,等他喝完,我要过水瓶,大口给自己灌下了一把药片。对我的身体状况,老王没问太多。毕竟,他曾经是位流浪诗人,而流浪诗人就该有这样的积习吧——不挂怀。就像我当年用了不到一根烟的工夫便跟母亲诀别。

“我送我的哥哥红柳坡,红柳坡上么红柳多,红柳的叶儿往下落,红绸的裤裤往下脱。”引擎发动,老王唱起来。

这是我家乡的酸曲儿,他是那时学会的。看来世界还是一个纯粹的戏仿。

山峦上出现了巨大的广告路牌。车子进入甘肃境内了。不久就上了高速公路,视野里终于出现了戈壁滩。密布的风力发电机高高地矗立着,它们缓慢转动的白色叶片像大鸟的翅膀,凝重,矜持,仪态真是好极了。降下车窗,我的脸好像能够感到风吹来的细沙。老王唱得很来劲儿,难得他这么高兴,但我并不觉得他让我陌生。我们走了将近两千公里,最初的陌生感已经荡然无存。其实三天前见到他时我也没觉得有多生疏,他那张老脸早就老到了今天应有的程度,如今只是看上去更名副其实一些罢了。一别经年,我认为我会吓到他,但流浪诗人的习性还残存在他身上,当我摘下发套时,他没怎么关心我的脑袋,反倒把发套抢在手里左看右看,一副随时要扣到自己脑袋上试试的模样。当天晚上我们在酒店的同一间房里各自安睡,这让我舒了口气——将少了一只乳房的身体暴露给他,我还是会有些心理上的障碍。

车子开到了一个收费站,老王用跟我学来的当地方言一边交钱一边问路。收费员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他,从下一个出口下去,还有七十公里。我没有听到乡音,老王那蹩脚的学舌连戏仿都算不上。我已经多年不曾发出过乡音。新世纪的朝阳升起时,我就发誓不再用方言发声了。

“老王,跟你说件事儿,”我像是自言自语,“当年我其实没跟我妈说就走了——我在我家门口站了会儿,没敢敲门。”

我这是在招供吗?如果当年老王知道我与亲人利落的告别不过是一个怯懦的遁逃,他还会带着我离开吗?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像没怎么把这句话当回事。

千禧年来临的夜晚,我还在河北那个小县城的酒吧里当老板娘。酒吧是老王开的,不过是几张桌子十几把椅子,用来招待四方的流浪诗人。当天从远方来了两位名气不小的人物,县城里的诗人们在酒吧里恭候了一天,但这两个人物姗姗来迟。后来老王接到电话,说来人没进县城,直接去了野外——他们觉得在野外搞一场诗会迎接千禧年,要比在小县城的土酒吧里更像那么回事。老王认为没错,率众去和他们汇合。酒吧里还有客人,是一对依依不舍的恋人。我不忍心催促他们,他们看起来就是在生离死别,默默地相对垂泪,又默默地拥抱接吻,一副唇齿相依或者唇亡齿寒的样子。等这对情侣走后,我才关了酒吧,骑上自行车去找诗人们。

在那千年更替的时刻,冬夜的北方县城却毫无节庆的气氛。偶尔有几声零零落落的鞭炮响起。出城后,路就变得糟糕,好在月明如洗,不至于让我四顾无路。我在寒风中骑行,脖子上挂着的那块白骨随着身体的颠簸上下跳动,在黑暗中发出荧光,明明灭灭,像一团有意引导我走上歧途的鬼火。我努力辨认着道路,按照老王告诉我的方向骑行,竭力排除这块闪烁的白骨带给我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