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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丫头自知言语有失，没趣地扭过脸装睡。

果然，几天之后，小坂和陆先生又几次光临双彩五道庙副四号，他们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他们说，向喜一再支吾应付，已经是对日本人乃至日本国的戏弄。又过了些天，小坂再次来到双彩五道庙街，就是伴着隆隆的炮声而来的了。向家窗户上的窗纸和玻璃被炮声震得颤抖着，小坂脸上挂着难耐的笑容问向喜：“听见炮声了吗？这可不是中国人过年，这是真正的战争。宛平的事是中国军人的疏忽大意，以为抓一个日本兵就会得多大便宜。实际错了，这件事惊动了日本天皇，陆军部还敢怠慢？我说的还是保定的前途。向将军是个职业军人，听炮声比我内行。你听这是高碑店？徐水？满城？”

向喜万没有料到事态发展会这么快。几个月前日军在宛平城外挑衅似的演习，向喜凭着一个军人的敏感，已经知道其中必定潜藏着更大的祸端。军事演习有许多种，早年他在河间的会操就是演习。那是新军建立后，袁世凯对新军作战能力的展示；后来的河南彰德会操是新军出师前的预演。时至今日，日本人在宛平城外的演习纯粹是对中国人肆无忌惮的挑衅。他记起小坂在和他谈话时，无意透露出日本有个“大陆政策”，要完成这个政策，日本人就势必要制造出一个个事端。他想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宛平的事，不就是一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么。

向喜听着炮声，知道哪一炮是在高碑店，哪一炮是在徐水，哪一炮是在满城。有歇后语说“保定府到北河——一百一”。高碑店和北河店紧挨着，而徐水、满城和保定仅有几十华里之遥。向喜必须思量自己今后的去向了。

这时，文麒和文麟相继回到保定家中。他们从北平回来，文麒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文麟是香山中学的学生。他们这次回家，实际上是回来和父母告别的，他们要到一个进步青年都在向往着的地方去。这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有个侄子向武备在不久前已经去了那里。他们一路想的是怎样挣脱家庭的阻力，而这种挣脱将会怎样艰难和曲折。不过他们坚信，就像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经过一番斗争后，末了，他们的结果一定会是偷偷地出走。他们回到家里，伴着越来越近的炮声，开始和父亲谈论保定的前途，却迟迟不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告诉向喜。后来他们没想到，还是父亲向喜催促他们了，向喜对文麒和文麟说：“你们哥儿俩就打算在保定这么待下去？”

文麒和文麟互相看看，文麟就说：“以父亲大人之见呢？”文麟说时故意不动声色，翻弄着手里的一本书。

向喜说：“从报纸上看，满城方向的炮是刘峙和日本的坂垣征四郎对打的。刘峙虽然也做了顽强抵抗，可坂垣征四郎的最终目的是要夺取保定。”

文麟又说：“那下一步呢？”

向喜说：“下一步是保定失守。我预计这是五天以后的事，最多七天。”

文麟说：“我们去笨花吧，到笨花找取灯去。我们想取灯了。”

向喜说：“回笨花我不是没想过，可坂垣下一个目标是石家庄。石家庄不起眼，不城不乡的，但是日本人肯定要看重它——它能控制冀中、冀南和山西。如此，笨花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久留之地。”

文麟又问：“依父亲之见呢？”

向喜并不直接回答文麟，只拿眼睛盯着文麟手里的那本旧书，他知道那是一本名叫《西行漫记》的书。书是取灯留在家里的，向喜闲暇时还翻过几页。他觉得其中的故事虽不奇妙，但也让他了解了黄河以西陕甘一带人们常说的西北之事。书中的一些人名他并不陌生，有的甚至还有过接触，比如朱德和刘伯承。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四川，当时他在这边，朱德和刘伯承在那边，他亲自领教过他们的作战才能。从前向喜对他们北上抗日的主张总是半信半疑，但是现在，自从“双十二事变”后，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却一次次吸引着向喜的注意。在中国军队的正面抵抗节节败退时，他们的队伍却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这不能不使向喜从内心里感到崇敬。

文麟见父亲注意他手中的书，下意识地把书往身后藏。向喜说：“别藏了，那本书我看过，那是取灯的书。”

文麟和文麒惊讶不已，也才揣测起他们和父亲的“摊牌”也许并不像预想的那么困难。于是文麟就让哥哥文麒把他们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父亲。向喜仔细听着，听完他竟然直截了当地问两个儿子：“你们的路线怎么走呢？那位美国记者走的路线是条远路，他不熟悉中国，更不会判断地形，走了不少弯路。你们不要走他的路线，要是走曲阳、五台山就近多了。你们哥儿俩对着地图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