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那天在府南河边见识了我的腿法,大头颇为倾倒,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我听都不听,直接挂掉。有一天他还在下班路上堵我,一脸谄媚的肥笑,恨不能管我叫爹。其实我心里明白,朋友啊兄弟啊友谊啊,都是他妈的胡扯,想靠着我吃钱才是真的。

李良这事,我不太相信是他故意设的局,但站在岸边打打落水狗,顺路阴李良一把,黑他点钱倒是大有可能。我高中有个八拜之交叫刘春鹏,当年跟我一起偷过菜市场的西瓜,一起扎过班主任的车胎。第一年高考落榜,我们在合江亭相顾无言,长太息而掩鼻涕,哀老天之瞎眼,说到最后,我俩抱头痛哭,像两块粘在一起的破玻璃。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火车站附近当民警,几年下来,变得异常凶恶,对谁都六亲不认。前些日子有朋友开车在北站撞倒了几块栏杆,被他逮到,声称要吊销驾照。朋友找我帮着说情,刘春鹏当着我面说好好好,“哥子的事就是我的事”,但一转过脸去,该罚款照样罚款,该扣分照样扣分,让我结结实实地丢了个大人。我还亲眼见过他把一个外地民工打得满脸是血,跪在地上苦苦求饶,就因为人家不小心踩了他一下。打完之后还不解气,一脚把民工的包裹踢飞,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茶缸当地掉出来,在崎岖不平的城市里翻滚鸣响。

我说你可以相信王大头,但不应该随便相信一个警察。李良说钱都给出去了,想那些还有什么用?我心里窝着一口气,嘟嘟囔囔地诋毁公安部队的声誉,说他们是戴国徽的禽兽。李良深深地看我半天,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该当真的你不当真,该糊涂的你又不糊涂。”

那天大头的脸色很不好看,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瞪我。我想他一定听见我说的话了,脸不由自主地红起来,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场面十分尴尬。正想解释两句,李良突然发作起来,跟头把式地冲进卧室,到处翻腾,发出惊人的响声。我和大头急忙跑过去,看见他把所有的箱子、柜子、抽屉都翻了个底朝天,嘴里咻咻有声,大头说你找什么,不要急,我和陈重帮你找。李良头也不抬地说:“我记得还有一包,我还有一包,还有一包!”声音嘶哑刺耳,像一只在荒原上嗥叫的狼。

可能是李良的记忆出了问题,我们把整间房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说的那一包。李良发作得越发厉害,拿着空针头就要往胳膊上戳,我和王大头同时扑上去拉他的手,等到针管夺下来,我俩都出了一身汗。李良像中了紧箍咒的孙猴子,在地上不停地滚翻爬行,蛆一般扭曲着身子,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奇形怪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又吃惊又难受,还怕他心脏病发作,就这么死了。王大头跟他搏斗了半天,气喘吁吁地对我下命令:“去!找绳子把他绑起来!”我刚要转身,被李良一把拖住,他可怜巴巴抱着我的腿,说陈重求求你,你出去给我弄一点吧弄一点吧。我费力地掰开他的手,纵身跳出圈外,李良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倒下,脸上糊满了鼻涕和眼泪,嘴唇乌青,瞳孔放大,像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

他几乎是被我们扛下楼的,那时天还没亮,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几个彻夜未睡的人轻轻飘过,脸上带着鬼魂的表情。把李良塞上车时他大叫了一声:“啊——”声音尖利如刀,让我心惊胆战,脑后一撮头发不由自主地竖起来,在成都初秋的风里瑟瑟发抖。

做完十五天的强制戒毒疗程,李良胖了一些,脸上贼肉横生。出院那天他表情有点古怪,似笑不笑的,像高兴又像是失望,腮上的肉鼓鼓地跳,我想可能是刚戒完毒,生理上还不适应吧。

回家前,我们到梁家巷吃了点东西,李良像个机器人一样张嘴闭嘴,面无表情地嚼着饭粒,一句话都不说。我受不了了,打拱作揖地求他:“哥子,你整出点响声来好不好?你这个样子很吓人哦。”他用筷子戳了戳碗里的水煮肉片,若有所思地告诉我:“×,还是咱们校门口那家饭馆的菜好吃。”

第二天他就失踪了,我一遍遍地打他的手机,他就是不接,把他家的门都快敲破了,也没听见回应。我心里无端地害怕起来,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叶梅打电话,她冷冰冰地问我什么事,我说你回家看看吧,“李良可能……可能自杀了。”

李良一直把海子当成自己的偶像,那也是个神经诗人,一九八九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李良自称读完了海子的所有诗篇,并得出结论,说海子是死亡成就的英雄,所有苟活者在他面前都应该惭愧。这个理论后来被无限放大,终于成了李良的人生信条。大三下学期,文学社开创作笔会,装模作样地研究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一群自命高尚的傻×文学青年激动得鼻血狂喷。快散会时,李良突然问我:“陈重,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一群才子才女都瞪着我,我想了半天,说为了幸福吧。李良腾地站起来,一边绕场疾走,一边大声驳斥我的观点:“错!生活!生活只有一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