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2页）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中心问题：为什么小百合想讲出她的故事？艺伎们也许不会正式宣誓要永保缄默，但独特的日本文化显然对她们有这样的要求。日本人深信：上午在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和晚上关起门来所做的一切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并且两者必须始终严格地区分开来，井水不犯河水。艺伎们绝对不会开先例去谈论她们的经历。就像比她们社会地位低的妓女一样，艺伎们经常也是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她们知道这位或那位公众人物穿裤子的方式是否同其他人一样。这些夜晚的花蝴蝶把自己视为受公众信任的人，这大概会让她们获得称赞，但无论如何，一个辜负了公众信任的艺伎将使自己处于难以立足的境地。小百合情况比较特殊，她肯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因为在日本没有人能再影响到她。她和祖国的联系已经被割断。这点也许至少能告诉我们她不再觉得有必要守口如瓶的部分原因，但它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她选择讲述。我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她在这个问题上踌躇起来，改变主意怎么办？甚至在完成手稿后，我都不愿问她。直到她收到出版公司预付的稿酬后，我才放心问她：为什么她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

“这些日子我不做这个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呢？”她回答。

至于她的动机是否真是如此简单，我想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虽然小百合渴望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但有几个条件是她十分坚持的。她要求此书只能在她以及那几个对她的人生有明显影响的男人死后才能出版。结果，那几个男人都先于她离世。小百合非常关心的一点是：她透露的内容不会让任何人难堪。艺伎们常常用绰号来指代她们的顾客，为了遵循这样的习俗，小百合甚至对我也隐瞒了某些男人的真实身份。但只要有可能，我都尽量保留人物的原名。碰到有些人物，如“雪花先生”——无须多言，他的绰号显示他有许多头皮屑——如果读者认为小百合那么称呼他只是为了说笑，可能就误解了她真正的意图。

我在请求小百合允许我用录音机的时候，用意只是为了杜绝她的秘书记录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然而，小百合去年逝世之后，我怀疑自己当时录音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保存下她的声音，这是一种我很少遇到的富有表情的声音。她习惯于柔声细气地讲话，以取悦男人为职业的女人一般都是如此。但是当她想把一个场面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时，她的声音能让我以为有六个或八个人在房间里。有时候，晚上我仍然会在书房里播放她的录音，真的很难相信，她已经不在人间。

雅各布·哈尔休伊

纽约大学

日本历史研究阿诺德·拉索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