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饰[1]（第6/9页）

我靠在电话亭的侧面，努力让自己不要慌。纽约的格局就像装了栅栏的窗户，所以看着路牌一直数下去的话，我应该就能推断出旅馆的位置。我不想找别人问路：那些表情，彻底的无能为力或是激烈流露的恶意，都让我焦虑不已，而且我已经和好几个大声自言自语的人擦肩而过了。纽约和塞勒姆一样，似乎正在分崩离析。在有钱人眼里，也许是市区在翻新，可是那些缺了一大块的房子，那些人行道上的洞穴，都无法让我安心。

我开始拖着我的行李箱往旅馆走，每遇到一个电话亭，就停下来拨你的号码。在其中一间电话亭里，我不小心遗失了你的那本《亨利·亚当斯的教育》[28]。那倒也好，因为这本书是我拥有的唯一一件属于你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身边就太不合适了。

旅馆服务员对我心存戒备，几乎和塞勒姆的那个如出一辙。从前我一直把这种怀疑归结为小城镇的排外情绪，现在却第一次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的穿着打扮。袖口垂到手掌以下的我，看上去不像是会有信用卡的人。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这间客房和塞勒姆的那间真的非常相似，我想着你遇到了什么事，你在哪里。我每隔半小时就打一次电话。等你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我打开行李，拿出那条断了一根肩带的红色睡裙，却发现忘了把针线带来，我本来想用针线把肩带补好的；我甚至连个安全别针都没有。我想洗个澡，可是房门的把手一直会转开，虽然已经系好了门上的链条，但我还是不想冒险。我连大衣都没脱。我开始觉得你给我的电话号码是错的，或者更糟，你只是我虚构出来的人物。

终于，大概七点钟的时候，你那边有人接起了电话。是个女人。我说我要找你，她笑了起来，笑声并不友好。

“喂，丧门星，”我听见她说，“有个小妞找你。”你在电话里出现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还要疏远。

“你到哪里去了？”我问，努力不让自己听起来像个唠叨的妻子。“我从两点半就开始找你，找到现在。”

“是我朋友，”你说，“她今天早上吞了一瓶安眠药。我只好陪着她到处走，让药效散掉。”

“哦，”我应了一声。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朋友是个男的。“你就不能送她去医院之类的？”

“除非万不得已，这里是不会把别人往医院里送的。”

“她为什么吃安眠药？”我问。

“谁知道啊？”你说，语气烦躁，为自己受到牵连而恼怒不已，不管是多么无关紧要的牵连。“打发时间吧，我猜。”远远地，我听到那个女人说了一句什么，像是“你放屁”。

我的脚底一阵发冷，双腿发麻。我蓦地明白过来，她不是你告诉我的一个老朋友。她曾经是你的恋人，现在依然是，她是认真的，她吃安眠药，是因为她知道我今天会来，她是想拦住你，不让你来找我；可这时候你却在不慌不忙地记下房间门牌，电话号码，我也就这么若无其事地报给你听。我们说好明天见面。我穿着大衣在床上躺了一整夜。

你当然没有来赴约，而那时候，对于打电话这件事，我已经有了顾虑。你甚至都没有回波士顿。五月的时候，我收到你寄来的一封谜一般的短笺，写在一张明信片上，正面是大西洋城海滨大道[29]的照片：

我跑去参加海军却没被录取，他们觉得古希腊语的学位不够好。我在一家卖肉末土豆泥的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因为我骗他们说我不识字。这总好过从钟楼顶上跳落。代我向科罗曼德尔问好。你永远的，布。

一如往常，我无法确定你是不是在讽刺挖苦。

我当然伤心；倒不是因为你的离去，你会离开这件事——我现在明白，这件事原本就是意料之中的结局——而是因为它太突然。它夺走了我那不可或缺的最后一幕，那张公园长椅，那阵春日微风，那一袭风衣（我命中注定永远不会买下），你渐渐消失的身影。即使我已经意识到，我们的未来既不会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平房和电动剃须刀，也不会有我曾经想象过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快乐场景，只会有一个倒空了的安眠药瓶，而你也许不会陪着我散步，直到药力消除。这一切像一首押韵的对句般无可逃避，即使在意识到这些之后，我依旧伤心不已。

因为你没有好好地和我分手，你就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你徘徊不去，宛若一团浊气，又如一股老鼠的异味，等着挫败我想要乐观向上的企图——纯粹出于恐惧，我不久就开始尝试——而你对我的一举一动都心怀偏见。你仿佛是我黑暗的分身，或是一个感通恶灵的大师，我每时每刻都能察觉你的想法意见。我订婚的时候（七个月之后，和一个从前设计过、现在依然在设计公寓楼的建筑师），你告诉我，你还以为我会和别人不一样。在婚礼上，是的，没错，我有全套的排场，连同一件洁白的婚纱，你对此嗤之以鼻。我能设想，你在你那间昏暗的房间里，身边堆满吃得精光的沙丁鱼罐头和起了毛球的袜子，除了你的冷嘲热讽一无所有，你拒绝出卖自己，而我毫不掩饰地这么做了。（背叛什么？出卖谁？和下一代不同，我们从未能找出敌人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