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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吃饭时，讨论了这个案子吗？布雷克有没有答应要明里或暗里替阿波提根来游说我？金钱对于政治的影响，恐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深知两百多万美元的巨款可是能在政界发挥巨大作用的。

他们一起吃了顿饭，一周半后，我的孩子就被绑架了。

我无法把布雷克想象成绑架犯。他爱我的孩子们，而且他还是爱玛的教父。他绝对不会故意伤害她的。

可是，他会不会告诉巴纳比·罗伯茨一些跟我和我的家人有关的事情？比如我们住在哪里，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等。我的人生导师究竟有没有出卖我？

这是让我紧张不安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渐渐意识到，罗兰德·希曼斯跟爱玛的事毫无关系。他不会要求撤换一个尽在他掌握之中的法官。同样地，帕尔格拉夫也不会是嫌疑人。希曼斯必须要征得委托人的许可才能递交撤换动议文件。

因此，如果不是希曼斯或者帕尔格拉夫，那么就肯定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某个人了。也许是巴纳比·罗伯茨，也许是保罗·德雷瑟。

但问题是，我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无助感再次扑面而来。

撤换动议的审批过程有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这份动议必须首先由当事法官批准。而理论上讲，当事法官已经了解案件内容并且认为自己可以作为该案的裁决者。因此，为了避免审批过程显得有失公允，当事法官有时会要求由另外一位法官来审批撤换动议。

想到这里，我问自己：如果这份动议要求撤换的是我的一位同事法官，那么我会如何审批？很简单，我肯定会建议这位法官自行申请撤换。

可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我这么做。

虽然我不能同意撤换，但我还是得起草一份决定作为对撤换动议的回应。外面有一大堆律师正在翘首以盼，满心希望我能同意撤换，那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必火急火燎地忙着准备证据开示了。我拿起电话，拨打了杰里米的分机号，等他接听之后，我说道：“你能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

两分钟后，他坐到了我的面前。我无须问他是否看过了这份动议，因为他已经开始咬着嘴唇做沉思状了。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能针对这份撤换动议做出决定。”我说。

“当然。最好还是抓紧放手吧。”

“不，”我坚定地说，“我们要驳回这份动议。”

杰里米·弗里兰是个一向忠心不贰的专职文员，在我们共事的四年间，他从未质疑过我的任何决定。但此刻，他却说：“法官阁下，此话当真？”

“是的，杰里米。”

“法官阁下，我无意冒犯，但是我认为您没有其他选择。您必须从本案中撤换出来，这才是唯一合理的决定。在雅各布斯议员提出指控的情况下，您不能再做出不理智的决定了。这太冒险了。我是说，想一想拜尔斯法官——”

“这关拜尔斯法官什么事？”

杰里米不再咬嘴唇了。

“您瞧，法院职员们都在议论纷纷，”他轻柔地说，“我听说拜尔斯法官建议您在弹劾一事的风波过去之前先停止审理案件。您也知道，他有权强制您暂停工作。司法委员会肯定会跟他保持意见一致。眼下是个机会，您可以借此向他表明您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法官。而一个理智的法官在面对这样的动议时，都会选择置身事外。我并不是说希曼斯的申诉都是真实正确的，我只是说您应该想一想外人是如何看待此事的。”

我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着他身上那一尘不染、剪裁合体的西装，还有领口那整齐利落的领带。我感到非常愤怒，甚至有些怨恨，他怎么能如此满不在乎、毫不在意！对他来说，一切都可以用理性来解决，这只不过是一个快速判断、无关紧要的决定，唯一需要考虑的后果就是办公室里的职员会不会讲些闲言碎语。

我恨他。

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根本连一丝一毫都不明白。

“法官阁下，拜托，”他继续说，“您就不能再考虑考虑？或者问一问其他法官的想法？”

“为什么？”我突然说道，“就因为你上周让我申请撤换，而我没有照办？就因为你那不肯明说的屁大点儿的私心没有得到满足吗？”

他的嘴巴张大了。

“杰里米，不管你或者罗兰德·希曼斯或者别人怎么想，我负责审理这个案子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是，阿波提根赞助我的前老板，可那又怎么样？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个案子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且，如有必要，我会非常愉快地解释给拜尔斯法官听。现在，我要你起草一份决定来驳回这个动议。你写还是不写？”

“法官阁下，我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