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曲中旧侣（第6/18页）

这一状况，立即引起了顺治生母孝庄太后的警惕。孝庄太后出身蒙古王族，满蒙联姻素来是满清加强与蒙古关系的关键纽带，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便是政治联盟的产物，为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亦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但结婚仅两年，顺治皇帝便不顾母亲的面子上难看，以夫妻二人志意不协调为由，坚持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此谕旨下后，北方大臣核心人物冯铨和南方大臣首脑陈名夏难得地采取了相同的口径，相继上疏，表示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不能轻易废弃，恳请顺治皇帝深思熟虑，慎重行动。他们还举例说：汉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虽然都是贤主，但均因废掉皇后而受到批评。

顺治皇帝接到奏疏后勃然大怒，声言自己此举是废掉无能之人，严厉斥责上疏大臣不关心国家政务，反在无益之处沽名钓誉，“甚属不合”。尽管有孝庄太后和蒙古王族的支持，众诸大臣还是未能说服年轻任性的顺治皇帝。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产下一子，顺治皇帝欢愉异常，眼中只有董鄂妃母子不说，还公然宣称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为“朕第一子”，隐隐有立为皇太子的意思。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和顺治皇帝鲜明的态度，清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一时之间，董鄂妃母子成了众矢之的。

董鄂妃温婉贤淑，对政治并无兴趣，但由于顺治皇帝对她的宠爱，她的一举一动给清初政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她生下皇四子后，顺治皇帝更将他们母子捧到了天上，并一心要立皇四子为太子。倘若真是如此，董鄂妃之子将来为皇帝，董鄂妃将来就是皇太后，势必对满蒙贵族间的政治关系构成威胁。孝庄太后从长远的利益着想，决意置董鄂妃于死地，但以她的老谋深算，自然不会明目张胆地下手。她有意在董鄂妃刚刚生产之时，宣称“圣体违和”，即身体不舒服，要到皇家苑囿南海子[8] 养病，并要后妃们随身伺候。

董鄂妃不敢悖旨，被迫拖着极度虚弱的身子前往南海子，没日没夜地侍奉太后的寝食，经过一番折腾，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很快就“形销骨立”。

雪上加霜的是，董鄂妃所生皇四子病死，出生不足百日，连名字都还没有来得及取。朝野纷传这名尚不足百日的皇子是被毒死的。

皇四子之死对董鄂妃的打击是致命的，她痛不欲生，一病不起，从此缠绵于病榻。尽管顺治皇帝多番抚慰，承诺一旦董鄂妃再生一子，一定立其为太子，但董鄂妃的病情还是一日一日地沉重。而最令顺治皇帝烦躁的还是宫中四处充满了幸灾乐祸且不怀好意的目光，包括他的母亲孝庄太后在内。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病死。顺治皇帝亲制行状悼念，追谥董鄂妃为孝献皇后，寄托悲思。

悲痛欲绝的皇帝心绪难平，偏偏他在朝堂及后宫都找不到同盟，情感无以宣泄之下，开始沉迷于释道。

当年九月，顺治请僧人茆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孝庄太后屡劝不止，以烧死茆溪森为威胁，才迫使顺治皇帝打消了出家的念头。一场闹剧就此收场。但顺治皇帝出家之心依然不死，他又改派亲信太监吴良辅代替自己出家。

三个月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因染上天花病死于养心殿。因事出突然，民间多怀疑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到五台山出了家。时年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曹湛听完黄海博一番滔滔不绝的讲述，惊讶地问道：“这里面有不少宫廷秘闻，黄兄是从哪里听来的？”

黄海博道：“康熙二十年，先父得昆山徐乾学、徐元文兄弟举荐，以布衣入翰林院，食七品俸禄，就任《明史》纂修官。先父亦命我跟随入京，好长些阅历见识。我们父子住在徐乾学徐学士家中，我也时不时地跟去翰林院。当今圣上爱好文学，对翰林院学士很是礼敬，时常派亲信太监来赏赐物品。我左右无事时，便向那些太监打听。因董鄂妃之事已过去二十年，太监们也不忌讳，我因而探知了许多秘事。”

曹湛哈哈大笑道：“若不是黄兄亲口说出，真的很难想象你跟在那些太监左右、问东问西的情形。”

黄海博笑道：“也是因为我年纪小，太监们不拿我当回事，随便讲着玩罢了。”

曹湛道：“那么可有太监指证董鄂妃便是董小宛？”

黄海博道：“那倒没有，都说是旗女董鄂氏。”又道：“顺治年间，满清入关不久，旗人尚未开化。黄兄想想看，那董鄂妃果真是旗女的话，如何能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还精通书法？那孝庄太后又为何对董鄂妃母子得宠如此紧张，势必要置二人于死地？太后虽是蒙古人，但皇四子既是旗女所生，保持满人最纯正的血统，不是更好吗？她之所以不顾太后身份，向一对孤弱母子痛下毒手，只因一点——董鄂妃是汉女，太后不能容忍大清江山就此落入汉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