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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做出撤退的决定：他从来就没喜欢过甘波博士。这个男人长得像一只气球，沙色的睫毛下是一双没有颜色的眼睛。他的傲慢自大犹如体内产生的不稳定气体一般，都快把他吹爆了。看看甘波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就明白他一贯以怎样的形象示人。这个地方乌烟瘴气，根本想象不出会有什么人在这里说笑玩闹。甘波的办公室在历史系的二楼，可是杜戈尔一直觉得它是一个象牙塔下的混凝土掩体。甘波博士以身为专家而自豪，从不愿意仁慈地惠顾那些智力水平偏低的人。他无常的冷嘲热讽令他人不悦；他把自鸣得意当成冒犯别人的武器。那种温和的泄恨方式也许正暗示了他未完成的抱负：他没评上教授，甚至没拿到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学术奖金。

倏然而至的念头令杜戈尔有些错愕，仿佛旧的假设在新的定论突然出现时，如冰块一般开裂。他真的很感谢那个杀死甘波博士的人，尽管那个凶手也给他惹了一些麻烦。对他而言，不得不再找一个没那么粗鲁的导师，这也算是一种安慰。

可是，另一个念头开始困扰他：万一有人看见他今天下午进了这幢楼怎么办？这不可能，他知道，但是他要先发制人，在离开学校之前去一趟三楼的研究生休息室，以便排除所有的疑点。

他拉开厕所门的插销。令人懊悔的是，他迫切需要回到甘波的房间，而且必须勇敢面对。他站在走廊里，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了几秒钟。一台打字机在楼下的某个地方咔嗒咔嗒地响，仿佛冰雹正在用慢动作落在铁皮屋顶上。也许这个声音是从秘书处传来的？楼上传来刺耳的笑声，他听出来了，那是菲利普·普利姆罗斯的声音，他肯定又把休息室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了。真糟糕。

杜戈尔用肩膀顶开门，悄悄迈步走进了那个房间。

他把公文包放在写字台和门之间的那把椅子上。他盯着那个包看了一会儿，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它似的。他注意到，那个破包是棕色的，线已经快磨损殆尽，皮子也破了，而且磨损的程度很严重。

他无意识地从皮包上瞥过去，却发现甘波的尸体被散落一地的纸包围着。他弯下腰，看到绝大部分是照片，还有一些手稿的复印件，主要是用卡洛琳字体写成的。这是甘波那本新书的复印版？字体的所有阶段都被描绘出来了，从起源于梅罗文加王朝的斑斑点点的草书，到原哥特字体对棱角的暗示。最好什么也别碰。

杜戈尔耸了耸肩。这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何必留在这里？他拿起公文包，侧着身子慢慢向门边移动。他开心地发现，看到甘波那具不怎么吸引人的尸体时，他不再有恶心的反应了。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他把门从身后拉上，但是没关严。一切必须维持原状。他飞快地朝楼梯走去。楼梯转角处挂着一面钟，显示的时间是五点一刻。该死，整个过程本来可以在两三分钟内搞定的。

三楼的走廊和楼下的走廊一模一样——地上铺着一大片光秃秃的油地毡，六扇脏兮兮的奶油色的门朝着走廊的方向敞开着。和楼下一样，这里也空无一人。杜戈尔悄悄走进最后一扇门，那就是研究生休息室。这个房间很大，家具破旧，磨损得很厉害的扶手椅围成一圈，旁边摆着几张朴素的长方形咖啡桌，桌子下面铺着富有弹性的灰色地毯。窗边的角落里隐约可见一台丑陋的热饮机。这台机器是为客人提供热水的，有六个色调的棕色可供选择，真是慷慨至极。赶上好日子，还有塑料杯子。根据学校的规定，墙壁被刷成粉绿色，上面贴着几张闪闪发亮的旅游海报。总体来说，那些旅游目的地在二维的层面上比三维或者四维好看。

房间里并没有挤满人。好像以系为家的菲利普·普利姆罗斯站在热水机旁的角落里，毫不费力地聚集起好几个人。还有几个人坐在别的地方，用报纸把自己遮盖起来。保护屏，杜戈尔心想。他数了数，有两张《卫报》，一张《泰晤士报》，还有一张目中无人的《每日镜报》。说话间，普利姆罗斯抬起头来环视了一周，仿佛闻到了某种新鲜猎物的气味，可是根本没有人看他。

杜戈尔步态悠闲地走到布告栏前，肌肉绷得像琴弦一样紧。原来想要倾诉的欲望是如此的诱人：哦，对了，有人在楼下勒死了甘波。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假装去看贴在布告栏里的小广告。通常，这些小广告会令他着迷，通过它们，他可以窥视别人的生活，那里流传着陌生的神话——“素食主义者（严格素食主义者[1]）、不吸烟的女权主义者寻找同居人，需拥有相似的……”，“那个从图书馆偷走我公文包的人请你表现得像一个有理智有责任心的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