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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今天，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布告栏上时，他的注意力却在别处。那个凶手是不是想在甘波的乱纸堆里找什么？他找到了吗？那个东西是否存在决定着甘波的死活？也许甘波过着双重生活。

杜戈尔强迫自己不要去想楼下的事情。运气好的话，这将不再是他的问题。但是他的处境并不安全，忽视周遭的环境造成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

菲利普·普利姆罗斯正在讲一件有关剑桥的逸事，这是除了谈论自己以外，他最喜欢的话题。他一边讲，一边拍着他柱子一般的大粗腿。杜戈尔没有必要听他讲，也没有必要看他。他知道那个故事的内容，也能想象他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观众的反应。普利姆罗斯的观众（正好四个人）就像那些经常看电视的人，既不专心看，也不专心听，根本没什么兴趣——能填满真空就足够了。

杜戈尔从布告栏前转过身，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先前坐在那里的人去别处溜达了。他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张海报，夕阳下的阿特拉斯山脉[2]，一幅超现实的风景。近景中，一个穿得很浪漫的阿拉伯人正坐在骆驼上，对着相机动人地挥舞步枪。海报下面写着一行字：摩洛哥，永恒美的国度。有人用红笔加了一个逗号，还写了“小费&鸡奸”几个字。他多么希望自己在摩洛哥，远离楼下那个被迫进入他生活的恶心的东西。

他打开公文包，因为最好让别人觉得他有事可做。包里有一个装着笔记的绿色文件夹、一页手稿的复印件，规格是八英寸乘以十英寸。另外还有上星期四他从甘波博士那里借来的需要抄写的资料，以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约翰·埃德温·桑兹的《中世纪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外加一本企鹅出版社出的绿色封皮的犯罪小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用一张阿曼达的照片当书签，标记上次读到的位置。他想看书，可是脑子里全是甘波的影子，普利姆罗斯的话还时不时地打断他的思路。杜戈尔看了一下表：五点十七分。再过五分钟，他就去马尔伯勒。营业时间一到，他就进去。他想去那个安全的酒馆喝一品脱啤酒，他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任何东西。他恳请上帝，在他及时离开这栋楼之前，不会有任何人发现甘波，任凭他用酒精麻痹噩梦吧。

普利姆罗斯的笑声如巨雷一般在休息室内翻滚，显然，那件逸事已经讲到了高潮阶段。杜戈尔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跳起身来，搬起那张咖啡桌，向普利姆罗斯的脑袋上砸去；或者，用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在他耳边轻轻说一句：“系里所有人都在背后管你叫‘尿尿夫人’。”（事实并非如此，只有杜戈尔这么称呼他。）

哦，上帝，普利姆罗斯又开启了他的诱惑程序，用讲述一个有关剑桥的故事当序曲，说他父母住在那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杜戈尔已经见识这个程序运转好几次了。尽管对象不同，但是内容一成不变，而且每况愈下，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糟糕。最开始是在十月份，普利姆罗斯给系里最漂亮的那个女研究生来过这一套。他采用的伎俩包括：在不违反礼仪的前提下，尽量靠近那个女孩的身体；从热饮机上接几杯咖啡；端出一份气喘吁吁的简历——更确切地说，是对“尿尿”直至今日的事业进行一番连续不断的阐述，并送出一份请柬。计划之内的牺牲品会抛出这样那样的借口——我有丈夫、我有男朋友、我有约在先。在一次研讨会即将开始前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场合，一个从得克萨斯来的学生断然拒绝了他的邀请。“哎，你给我滚开，瞧你那张脸，我看了就想吐。”普利姆罗斯技穷了，可是他的热情丝毫未减。

杜戈尔的眼睛盯着书，耳朵却在监听身后的谈话。到头来，还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更可取。现阶段普利姆罗斯的情感似乎指向一个胖胖的女孩，她有一头长长的直发，嘴角向下耷拉着。杜戈尔记得她好像叫穆里尔。“尿尿”正在连篇累牍地表达着他对那个不幸女孩的同情——她的第一个学位是从一所红砖大学[3]获得的。“当然了，”普利姆罗斯安慰道，“毫无疑问，牛津大学会给一个人的一生带来永久性的创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历的质量在其他地方的有效性就会因此降低。”

真有你的，杜戈尔心想。

他欣慰地看到五分钟终于过去了。他合上书，把它装回公文包，然后从塌陷的扶手椅上挣扎着站起身来。站在房间另一头的普利姆罗斯看着他，金边眼镜闪着热心交际的光芒。杜戈尔避开他的眼神，悄悄走出休息室，来到走廊上。他带着轻松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地走着，可是想到这么做好像是在逃跑，又把步伐调整了一下，这下端庄得体了。他忍住没看二楼那个甘波的房门。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当他走下最后一段台阶时，他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看不出有什么邪恶，至少看起来不那么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