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孙子兵法》：百代谈兵之祖（第2/3页）

第四，“不战而屈人之兵”。

竹节形带钩   战国

孙子谈用兵，并不强调一开始就给敌方以大规模毁灭性的杀伤和打击，相反，他认为这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杀伤和打击是最下策。他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国”在这里是指一个国家或中心城市，“军”为1万人编制，“旅”为500人编制，“卒”为100人编制，“伍”为5人编制。孙子的意思是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胜利，并不是杀人越多越好，因此应该尽力避免对城市的破坏和对人的伤害。敌方的一个城市，你能完整地拿过来最好，敌方的军队，你能用最小的杀伤而取胜也最好。这就是全利原则。孙子反对无限使用暴力。唐代杜甫有诗：“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孙子接下去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就是说，老是靠打仗取得胜利，并不值得赞扬，能用政治、外交、心理以及各种威慑手段取得胜利，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理想的。攻城是最下策，因为古代城市中有宗庙和祖坟，守城一方必然拼死抵抗，所以攻城所造成的人员的牺牲和财富的破坏必然极大。孙子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对于今天所谓整体战争的深刻理解。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利用对立因素造“势”

《孙子兵法》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学者的重视。

战争中的形势瞬息万变，是世界上最有流动性的东西。孙子强调，用兵者要想取胜，必须善于把握这种变化的形势。他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又强调，在战争中，特别要重视对立因素的相互转化。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乱”和“治”、“怯”和“勇”、“弱”和“强”，这些对立的东西，并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活生生的，可以互相转化的。在战争中，转败为胜，转胜为败，都是常见的事。所以孙子强调“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就是要用兵者从正反两方面来考虑利害得失。他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这就是告诫用兵者，不要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有“害”的一面。这就是辩证法。他又说：“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这就是告诫用兵者，在战争中有些事情不要做过头，不要做绝了，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所谓“物极必反”。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就是辩证法。

孙子对于战争中这种对立因素的转化，不是静止的分析，而是着眼于阐述如何创造条件，推动对立的因素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也就是制造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态势。例如他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又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战者约矣。”这就是教导用兵者，要善于采用种种方法来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由“众”转化为“寡”，而使自己由“寡”转化为“众”，形成“以众击寡”的态势，用绝对优势的兵力打击分散薄弱的敌人，从而取得胜利。《孙子兵法》中充满了这种利用对立因素来造“势”的活生生的辩证法。例如孙子提出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策略，都是运用对立因素互相转化的辩证思维，推动战场上的整体态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这就是所谓“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调动敌人就范。致于人，就是陷于被动，处处被敌方牵着鼻子走。

“慎战”的警告

《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学经典，它提出一整套在战争中取胜的战略战术，但是它并不鼓励当政者好战，相反，它一再警告当政者要“慎战”。

《孙子兵法》一开头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就是说，战争是关系士兵和百姓生死以及国家存亡的大事，决不可轻易发动。在全书快结尾时，他又再一次重复这种警告：“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就是说，国君决不可因为一时动怒就发动战争，将帅也决不可因为心情不好就兴兵打仗。一定要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动怒了可以变为欢喜，心情不好也可以变好，但国家灭亡了就不可能再存在，人死了也不可能再复活。对此国君必须万分慎重，将帅也必须万分小心，这是保证国家、军队安全的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