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莱辛（第3/5页）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是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都携带一大本《圣经》去教堂，剩余的日子则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沉默，不得公开个人的意见。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地左顾右盼，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有藏着密探，才能说一些自己的观点。不过，当他们还在起劲儿地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时，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的“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们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国家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1600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悲伤地摇摇头。

他们的新主人所做的，与那些从公元1年起所有不懂人类历史的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这些主人们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抨击政府的演说，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演说家拖进监狱，从严宣判（40年、50年或100年的监禁），使这些不幸的人得到烈士的美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们不过是没什么头脑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弄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些例子的警告，其他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灯光昏暗的酒馆里或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点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小心谨慎的听众，在这里比在公共讲台上，他们有着更大的影响。

天神智慧地赋予某些人一点儿权力，可这些人又总是担忧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悲哀了。一个国王可以离开他的王位，并且笑对这场中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插曲。无论他是戴着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始终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而言，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职务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平民百姓，一个之前咋咋呼呼，如今被人嘲讽得陷入窘境的可笑之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理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询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透了。

他们随即被不留情面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驱逐出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留下妻子和儿女，全要依靠邻居们的好心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一大批真挚地想消除许多社会流弊的人带来极大的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蔼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涤除了。今天，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康德教导说，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普遍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这种理论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恶名远播，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放逐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很狼藉，因为他把怀疑的触角伸到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乐曲。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消失不在了，整个世界都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活跃的学术时代，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镇集市上那些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并指挥演奏的最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还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沃土作为他们施展力量的地方。但是这一切在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之后就全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德国翻版，在这个统治者看来，和异教徒签订的条约毫无意义。虽然鲁道夫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散得无药可救。不过呢，这倒使他的帝国避免了在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二世被选为皇帝，政策发生变化的事就发生了。他当选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众多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过著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公元1291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狂热的爆发中曾发誓，把他的国家变成纯粹的天主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