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2/19页）

绍兴十年，岳飞终于有了在抗金战场上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挥师中原，前锋所驻扎的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仅有45里。正当形势大好，岳飞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一举恢复旧都的时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队先行后退，造成岳飞一军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并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北伐前线召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心中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态复萌，撂挑子不干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庐山，到母亲墓地守丧去了。岳飞与高宗原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经过这些事件，愈发淡薄。

此外，相对于当时官场的苞苴公行，相对于众大将的热衷经营产业，岳飞却是一个不经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过着淡薄清廉的生活。这本是难得的宝贵品质，但统治者却未必这样看。范增就曾提醒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说，不贪图物质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统治者认为是赚取人望，包藏觊觎社稷之心的作秀。待到刘邦做了皇帝，萧何就不得不“自污”以图自保。而当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飞有“邀誉”之嫌时，赵构就不能不大动肝火了。

置岳飞于死地的“罪证”中，有一条就是高宗亲自定性的：“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岳飞到底曾否说过这样的话，还是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是大有疑问的。但不论如何，上述高宗的话，足以见其对属下“附下以要誉”的警惕和极端反感，高宗唯恐岳飞深得百姓将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

观点二：高宗担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飞直捣黄龙，迎归徽宗、钦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确，又不正确。正确的是，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确曾响彻朝野，起到了鼓舞民众对金斗争的作用；不正确的是，在高宗的内心，是绝不愿徽、钦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归来，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于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学生上书反对，他们认为高宗不该即位，待到钦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处置？由于说到高宗痛处，惨遭杀害。

徽宗其实早在绍兴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间的五国城。此后能对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只有其哥哥钦宗。绍兴十二年，宋金合议达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韦氏南归之际，“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哥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赵桓的这番表白，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赵构：我是不可能与你争夺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给我一个闲职就感激不尽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钦宗所讲，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赵构还是不愿一时心软，答应这个简单的要求，免得养虎为患。从高宗的一己私利出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颇为英明的决定。

后来的明朝“夺门之变”，就足以证明废帝还是有号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怜的钦宗只能在北国边陲，望断南飞雁，郁郁中客死他乡。不过但凡钦宗明智一点，也能料想到这个结局。钦宗在位时，金人包围开封，提出以亲王为质，以表达求和诚意，那时不正是钦宗指派赵构去干这个苦差事（当然，后来赵构因祸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报李，这回赵构算是出了一口气了。

岳飞根本没见过徽钦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归二圣”，也不可能是不忠于高宗的表现。但是，岳飞念兹在兹，矢志不渝地坚持抗金复国，反对退让苟合的夙愿，是与高宗那个偏安一隅的总体愿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赵构，首先要考虑的，是稳定有限领土内的统治秩序，考虑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内有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还有不甘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待至将领们陆续平定了内乱，宋高宗又觉得将领们势重难制，担心尾大不掉。于是长久以来，结束战争状态，巩固对内统治，就成为高宗的首要目标。说宋高宗被金人吓破了胆，只知妥协求和，未免太小瞧了这位中兴之主。宋高宗再昏聩，也不可能在统治牢固的基础上嫌地盘太大。此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意味着必须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兵燹之余，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凋敝，对民众的过量诛求，已经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力不从心。于是一旦条件允许，他是决计于不惜代价求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