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3/19页）

说到底，岳飞与高宗的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仰仗岳飞等大将保卫江南一隅之地，保卫南宋小朝廷。而当金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矢志抗金，恢复故土，反对苟合的岳飞，就不能不被赵构等一班人所厌恶，所嫉恨，所抛弃。正是与这种大政方针的相左，令高宗与秦桧施展手段，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

观点三：岳飞对选立太子表现得过于热心

岳飞本人政治上幼稚，不知忌讳，对权力交接说三道四。绍兴七年秋冬之间，岳飞得到情报说金人想要扶植钦宗之子在开封做傀儡皇帝，以给南宋制造分裂。岳飞于是在面见赵构时，建议尽快立赵构的养子之一赵昚为太子，以阻敌人之计。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岳飞明确支持立赵昚为太子，将来入继大统，说是建言，其实已经是倾向坚定的政治表态，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来说，愈发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岳飞积极主动地支持立赵昚为太子，是不是已经结成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利益小集团？果真如此，那将来会不会急于抢班夺权？会不会以拥立新君为借口，再次逼迫高宗退位，苗刘之变会不会重新上演？就算是憨直的岳飞完全出于忠心吧，如果将来赵昚果真做了皇帝，现在这种支持算不算是一种献媚和“要君”的资本？如果将来继位者与岳飞支持者不符，新君与旧臣之间势必难以相处，而君臣相疑，定非国家之福。所以，岳飞的建言在赵构看来，显然是“越职”了。

宋代历史上，聪明的臣子在谁应当继位这类问题上，心中不是没有想法，但在关于权力交接的议论上，向来讳莫如深。就连那位极有个性，以敢批逆鳞闻名的寇准，在太宗主动向他征求立储建议时，也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时人张戒曾评论岳飞此举说：“越职及此，取死宜哉！”把此事件的后果看得非常严重。虽然后来高宗貌似并未深究此事，反而让人安慰岳飞，但很多人都同意，这是导致了赵构与岳飞离心离德的重要事件。

岳飞死于政治交易？

以上，就是关于岳飞被害的常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四月下旬解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到八月初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再到十月将岳飞从庐山上诓骗回临安投入诏狱，中间历经了数月之久，上述理由似乎还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陈年旧事，往日恩怨，直到此时才被拿出来重提，并促使高宗痛下决心杀害岳飞呢？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高宗与秦桧一伙，慑于岳飞的崇高威望与军心民心所向，不敢贸然处死民族英雄。这数月间，正是忙于栽赃陷害，制造口实。但是，不正是高宗、秦桧一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在除夕匆匆杀害了岳武穆吗？

这几个月间的惊天变故，其实并不是上述诸因素导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隐情。岳飞的宠辱存亡，都被这一隐情所决定。其实也算不得隐情，因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赵构秦桧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双方信使频繁往来，忙于议和之际，即将岳飞投入死牢，而待和议达成之后，和平似乎已经降临，于是他们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诺，将壮志难酬的英雄杀害了。

应当指出，舍弃臣子性命，罔顾国体尊严，奴颜婢膝求和，在两宋的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末年，原辽朝的官员张觉先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降金，后来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图，欣然“纳之”。而后来在金人的要挟下，又不得已砍掉张觉的脑袋奉上，致使郭药师等辽朝降将心灰意冷，二心渐萌。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后，和平谈判中宋廷迫于金人的要求，又决定将早已在宫廷政变中遇害的韩侂胄枭首，将人头装在盒子里送给金国。时人作诗写到“未闻函首可安边”，对这一屈辱的行为予以辛辣讽刺。为了换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岳飞因为念念不忘抗金大业，反对和议，也曾得罪秦桧，被秦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秦桧积极谋害岳飞的重要原因。官修《宋史》即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这只能是非决定因素，对位高权重的岳飞的生杀予夺，不是秦桧所能决定的。

综上，岳飞的悲剧其实可以划分为前后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高宗对武将的猜忌，由于秦桧对异议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于岳飞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貌合神离。加之岳飞坚持抗金立场，反对妥协议和的决绝态度，与高宗的既定路线相违背，为清除议和道路上的障碍，高宗用阴谋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还不是导致岳飞之死的决定因素。待至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紧锣密鼓准备媾和的时候，岳飞的悲剧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金方提出“必杀岳，始可和”的条件，又因为高宗君臣担心岳飞作为反对议和、坚持抗金的一面旗帜，终究会威胁议和，终于下了杀害岳飞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