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第二（第3/4页）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十五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支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因此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停战：“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12月18日，汪乘蒋介石不在重庆的时机，以外出演讲为由先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留下了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在长文的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蒋介石说：“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行，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六年后能买一只鸡，十年后的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何廉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时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刘斐受托劝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自称要牺牲到底，白则以为可以回广西打游击，刘斐认为，他们除了向共产党投诚已别无出路。白崇禧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刘斐说：“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总统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做声。谈话也就在沉默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