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3/13页）

英国殖民者有时会依靠土著人，有时又向土著人发起进攻，他们很快放弃了宗教皈依的主意，改以武力征服。虽然弗吉尼亚公司直到倒闭都在强调，将阿尔贡金人转化为圣公会信徒至关重要，但在切萨皮克地区，文化交流已经沦为了商品流通的过程。从暂时殖民到长期定居的转变中，白人男性在殖民地享有了默认的主导地位，女性、土著和非洲人则艰难地占据了中间地带。有所区别的是，白人女性很快便被看作是殖民地规划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但不管是土著还是非洲人，都很难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

1622年的大屠杀，加上1644年和1675年发生的冲突，都强化了“印第安人”凶险蛮族的形象。对自私的英国人来说，获得这种印象大有裨益。正如约翰·史密斯所讲，很多殖民者都将屠杀看作是“有利于种植业的事情，因为如今我们有了正当理由，可以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摧毁他们”。弗吉尼亚公司秘书爱德华·沃特豪斯（Edward Waterhouse）在当时对此保持着足够的直率。他宣称英国人“如今可以凭借战争权和诸国法律（law of nations），入侵这个国家，摧毁那些试图摧毁我们的人”。除此之外，他还大言不惭地认为“我们理应享有他们的耕地，将费力的鹤嘴锄变为胜利的刀剑（其中既有便利、益处，也有荣耀），并占有其他的劳动果实”。[6]最终，沃特豪斯认为“征服”土著人“比秉持公正的态度教化他们要容易得多”，他不仅憧憬着夺取“印第安人和我们同等享有，甚至享有更多商品”的机会，更陶醉在暴力征服前景中。他宣称可以通过诸多方式达成这一目的。

武力；突袭；焚烧谷物以造成饥荒；烧毁和摧毁他们的船只、划艇和房屋；破坏他们的鱼舱；既然他们通过打猎得到冬天的大部分食品，那么就在他们捕猎时攻击他们；骑上战马追赶他们，让猎犬追逐他们，让猛犬撕咬他们……除去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诸如在他们逃跑时，将他们赶到他们的敌人的包围圈中，再鼓动和教唆这些敌人攻击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毁灭和屈从便指日可待了。[7]

预想到在英国人穷凶极恶之后，仍旧会有一些土著人存活下来，沃特豪斯建议把他们“强行变为奴役和奴工”，为殖民地提供必需的劳动力。[8]但事实证明，土著人并不是可靠的奴工。不过在切萨皮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毕竟退一步讲，他们还有非洲劳工。

种族和宗教：切萨皮克

要想理解这种以非自由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就需要将它的发展置于17—18世纪弗吉尼亚地区的劳动力、阶级、性别和种族关系的背景中，并且与同一时期其他的美洲殖民计划加以对比。困扰着弗吉尼亚殖民冒险的很多问题，即使不是全部，也都在美洲其他地方有所显现。从佛罗里达殖民地到新法兰西殖民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土著人而言，欧洲人的到来都是十足的灾难。即使欧洲人仍然坚持宗教归化的最初方案而不是动用武力征服，他们带来的疾病也足以对新世界的人口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在17世纪法国对北美洲的殖民中，贸易者和耶稣会远征军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些人不仅意在加强法国的政治权力，还希望在新世界的阿尔贡金人和休伦人中扩大基督教的精神影响。但同时，来自新法兰西的报告也指出，随着“基督教信仰已经开始在这些人群中传播，所有致人死亡的事情也都随之在这些地方出现了”[9]。虽然在17世纪，“信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横跨大西洋来到美洲，但很多移民者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传颂教义，而是逃离他们祖国的宗教迫害，在这里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17—18世纪，欧洲人对美洲大陆展开了各自的探索和殖民，这一浪潮很大程度上仅仅是16世纪席卷旧世界的信仰浪潮的一部分。新教改革的长期影响不仅将很多欧洲人带到了美洲，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在这里发现的土著部落。虽然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却既不是预先注定的，鉴于早期的侵袭，这种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实际上也不大。法国和西班牙似乎才是这个新世界中最强大的欧洲势力。尽管西班牙人把法国胡格诺派定居者从后来的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驱逐出去，尽管新法兰西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在北方面临种种困难，18世纪，西班牙的势力还是在渐渐衰落，而法国的影响力却在逐渐上升。与此同时，法国探险家路易·若利耶（Louis Joliet）和耶稣会传教士雅克·马凯特（Jacques Marquette）在1673年发现密西西比河向南注入墨西哥湾。这一发现引导法国人沿着俄亥俄流域继续探索，发现了今明尼苏达地区，并在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密歇根和路易斯安那建立了殖民地。如今伊利诺伊州和蒙大拿州的乔利埃特地区（Joliet）都以这位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然而，从法国人对于航线的规划中可以看出，比起殖民来说，他们对于贸易的兴趣更大。到了1700年，切萨皮克的白人人口已经增至约9万人，从魁北克到路易斯安那一线的法国殖民者仅有25000人，这一数字大约是当时英国在北美洲所有殖民人口总数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