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4/13页）

当然，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早期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在人口上的优势掩盖了英国殖民地长期以来的不稳定。当时，大多数切萨皮克移民，不论男女，都是签订契约的雇工，不得不通过工作支付移民的成本。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很多人（30%—40%）过早死亡。即使对于熬过最初“适应”时期的人，他们的平均寿命最多也只有35岁。因此，弗吉尼亚的白人中有为数众多的单身男性、寡妇，当然也包括孤儿。英国人在切萨皮克地区建立起的第二个移民地马里兰，类似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虽然马里兰殖民地是殖民者为了逃离英国本土的宗教迫害而建立的，这与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的目的有所不同，但两个殖民地的遭遇却极为相似。

马里兰最初是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一个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y），这种殖民地通常会被授给一个总督或庄园主。而马里兰的贵族领主正是巴尔的摩男爵一世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他向查理一世申请委任状，希望在此地建立以女王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命名的殖民地。1932年卡尔弗特去世，其子巴尔的摩男爵二世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亦称塞西尔·卡尔弗特（Cecilius/Cecil），肩负起建立殖民地的重任。由于自己的父亲曾因其天主教信仰而遭受迫害，塞西尔·卡尔弗特不仅希望马里兰可以成为一个天主教徒的避难所，更希望在这片殖民地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可以和平共处。这个愿景自然没能完全实现。马里兰的早期历史证明，不论它的创立者有何抱负，殖民地的生活现实都是一样的：如果想要远离旧世界的宗教迫害与政治阴谋，3000英里的海洋也不够遥远，旧世界的纷争蔓延到这里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虽然卡尔弗特和殖民地的统治者都是天主教徒，签订劳动契约来到这里的移民却和弗吉尼亚地区一样大多是新教徒。随着1641年英国内战的爆发，他们之间对于控制权的争夺也日趋恶化，几乎摧毁了这片殖民地。

对于17世纪40年代逐步升级的暴力，卡尔弗特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因为弗吉尼亚是国教和保皇派的领地，并不容忍其他宗教和议会党人的存在，他便去寻找弗吉尼亚的异教徒，并鼓励他们来马里兰定居。他任命了一位新教徒，也就是弗吉尼亚议会党人威廉·斯通（William Stone）作为总督；另一方面，他强调殖民地保护宗教自由的立场，并通过1649年《宗教法案》（Act Concerning Religion，或《宽容法案》）来确立这一官方立场。这项法案表示“在那些强制限制宗教信仰的国家中，这种做法常常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并宣称所有马里兰居民都“不应因为他（她）的宗教信仰，抑或因为在此省或岛自由选择进行宗教礼拜而遭受任何形式的麻烦、骚扰或羞辱，也不应被强制信仰或礼拜任何未经本人同意的宗教”。以任何“非难性词语”攻击“异教徒、教会分裂主义者、拜教徒、清教徒、独立派、长老会天主教神父、耶稣会会士、耶稣会天主教徒、路德教会成员、加尔文教派成员、再洗礼教徒、布朗派、律法废弃论者、巴罗派、圆颅党或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的人都将面临10先令的罚款、监禁的威胁，并需要公开致歉。在当时，这份名单可谓包含甚广，但它却并没有将犹太信仰涵盖其中，而是规定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理念，以及三位一体学说都是高于一切的，对此持异见者将被处以死刑。[10]

然而，卡尔弗特反对宗教不宽容的立场很快便遭到攻击。在斯通上任6年之后，清教徒在殖民地的影响力逐渐扩张，他们开始试图废除《宽容法案》，并再次实行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这导致了1655年塞文河战争（the Battle of the Severn）的爆发。这场动乱被称为美洲土地上最后一场英国内战。卡尔弗特在这次战争中败北，但两年之内，他又重新夺回了殖民地的控制权。虽然这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冲突，但这场战争和马里兰殖民地本身的经历凸显了殖民地生活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也将给殖民者带来越发深重的担忧：其一，宗教——尤其信仰自由——对于新世界的意义重大；其二，面对英国乃至欧洲政治和宗教的冲突，殖民地是如此不堪一击。

欧洲将战火烧到了美洲。至少在美洲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之前，它所面临的并不是殖民者自己制造的冲突，而是更广阔的欧洲冲突。许多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些冲突而来到美洲，却不得不在新世界里继续面对它们，为生存而挣扎。当然，来到美洲的英国殖民者也完全有能力煽动殖民冲突，但这些冲突和他们的祖国毫无关系，而是与他们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息息相关。在他们与土著“他者”的接触过程中，这种身份遭到挑战，并最终得到强化。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切萨皮克的经历。然而，如果不仅想要寻找破坏性的证据，还想在国家层面了解美洲早期历史中种族和宗教问题建设性的融合，那就必须要向北追寻，观察一个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险之旅，一个被宗教信仰所驱使，但后来却演变为种族暴力的殖民地：新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