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5/14页）

满足这些战争的需求不仅依赖于男性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女性劳动力的支持。失业人口从1940年的约900万下降到1943年的70余万；战时工业的扩张导致劳动力短缺，因此超过50%的女性开始从事一些传统意义上男性专属的工作岗位。但是，这种在工作机会方面突如其来的平等并未消除薪酬上的偏见，工会中女性的增加（占据到1/5）也未能缩小薪酬或观念上的性别鸿沟。事实上，在政府支出突然如此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国民收入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问题。因为政府的积极鼓励，工会成员的数量激增，工时延长和工资上涨也成为战时生活的常态，这也增加了通货膨胀失控的风险。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采取了“小钢铁”方案，将生活支出的增长幅度限制在15%以内。但是面对战时不可避免的工作模式巨变，这一准则不可能得到贯彻。1943年，美国矿工联合会举行罢工运动，最终钢铁企业答应支付给工人超过“小钢铁标准”的工资。

1943年的罢工运动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战争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1941—1945年间的美国还承受着其他多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证明，在二战这场被称作“正义的战争”背后，还隐藏着一些糟糕的想法。当然，它并非对此的唯一印证。在约70万美国黑人从美国南部迁移到北部城市的过程中（这比20世纪初期“大迁徙运动”的人数多得多），发生了战争引发的最大动乱。1943年夏天，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士兵，暴乱随即爆发，紧张气氛充斥着纽约哈勒姆区。《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暴乱代表着“酝酿多年的火药桶最终在社会中爆炸”[10]。这只火药桶是由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共同填装的。在同一年夏天，白人水手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这场所谓的“阻特装暴动”（因当时拉美裔年轻人的服装风格而得名）进一步证明，国家内部的战时团结依然十分有限，其中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是由种族间的不和造成的。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支持经济和军事动员，是因为个人以及舆论都在宣传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这场战争不能也没有消除那些分裂美国人的经济、社会、宗教、种族或政治力量。这场战争倒是切实突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种族关系上的差距。战时很多宣传的核心内容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价值观和纳粹德国价值观被并置在一起，这种并置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它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把“将四大自由所定义的美国信条与美国个体生活的实际境遇相匹配”这一问题摆上了桌面。在战争期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数量从5万激增到40万，并且成立了种族平等协会，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呼吁，一种相信社会平等能够实现、美国的彻底民主化也能最终达成的新乐观主义精神。

显然，在“犹太人灭绝方案”计划面前，围绕盎格鲁—撒克逊理想所建立的美国国家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正如1943年《国家论》（The Nation）一书中所说，美国“不能对外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却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熟视无睹；我们不能打着‘为了民主和种姓制度’的旗号；我们不能在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同时，却压迫我们本国的少数民族群体”[11]。在这种社会气候下，“大熔炉”的观念逐步让位于一种更加异质化的国家概念，虽然期间也有挣扎。同时，要确保实现四大自由，美国就需要在民主理想方面从一味的守护转变为公开的进攻性战略。在此意义之上，如同二战时期的美国一样，冷战期间的美国同样面对着两个战场，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战争结束时，美国尚能勉强维持着对内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平衡，这一结果巩固——但有时也损害了战后美国保护国家利益和塑造国家身份方面的努力。

美国世纪

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著名文章，文中宣称“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我们对美国感到不满，对于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也感到不满”。而卢斯认为，美国人应当是快乐的，因为相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人在物质上“显然是富有的：不仅衣食无忧，娱乐活动也很丰富，还有大量的休闲时间，我们非常富有”。在卢斯看来，美国政体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人们的心理上。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又归结为一个事实：虽然“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但美国人却无法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适应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未能发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公民应有的作用”。卢斯控诉道：“这种失败已经给美国人自己以及全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在自由世界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保持中立，卢斯试图唤起一种新的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愿景，这是一种真正美国式的愿景，它激励我们生活、工作，以活力和激情努力开创一个“美国世纪”[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