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6/14页）

其他国家当然会对“美国世纪”这一说法颇有微词，不过，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并非都会表示赞同。虽然美国人目睹着纳粹在欧洲的暴行，可能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像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他们却未必因此就像卢斯力陈的那样会去渴望“在全世界推行、鼓动、点燃所谓的民主准则”。卢斯呼吁加强国际主义，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像帝国主义了。而其他人，例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虽传达了类似的主张，但也试图淡化美国在热爱自由的民主世界的主导地位。华莱士强调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一种面向全球的新政，追求的不是开创一个“美国世纪”，而是基于“人民的和平”这一理念去开创一个“普通人的世纪”。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伟大的圣战，其神圣之处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其意义，其胜利成果不是结束，而是追求自由的“人民革命”的开端。华莱士认为，这是“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13]。

为了阐释美国尚未施行的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主张，华莱士援引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正如这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争一样，二战也是“一场被奴役的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正如“1862年的美国必须在奴役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场20世纪中叶为自由和民主的重生而打响的战争也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两场战争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道德层面。1945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再度有一位总统在战争期间去世。这一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溘然逝世，消息震惊全国。

很少有人知道，罗斯福总统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1921年便已瘫痪。罗斯福不仅熟稔于操纵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擅长经营美国的形象，这一点从他对30年代的骚动和金融危机，以及对二战的创伤和混乱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十多年来，他带领美国朝着新的经济和思想观念前进，这些新观念使得美国超越了自身舒适地带的羁绊，超越了“山巅之城”的束缚，迫使美国在思考新政下国家与公民的新型关系的同时，也思考它在联合国和整个世界中的新型关系。罗斯福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与林肯一样伟大的美国领袖。在他逝世后，美国人再也听不到他在“炉边谈话”的广播中那抚慰人心的声音，听不到他提醒美国民众说他们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也听不到他赞美“美国人民的杰出能力和能量”，让美国人民相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自己都产生了影响。[14]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带领下的美国进入战后世界后，它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这个国家应该，或者说能够继续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是美国通过毁灭性的力量结束了二战，于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威力的原子弹。这些原子弹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由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发。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物质财产的损失：仅广岛就有约8万人死亡，整个城市约70％被摧毁。但这一事件还引发了其他的争议：原子能技术以及开发这个技术的国家计划不仅向未来的军事部署发出了挑战，也给国家、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多层面的挑战。十多年之后，科学研究就已经改变了政治和公众的看法。赫伯特·胡佛将原子能技术描述为一种相对无害的技术——他称之为“最有潜力的进步动力之一”，宣称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医学领域、延长人类寿命，也可以保卫国家安全。

虽然美国垄断的原子弹技术在战争中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二战的结束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其垄断地位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多久。同样没能长久持续的，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会议中为未来国际合作和建立民主政府所绘制的蓝图。雅尔塔会议召开后不到一个月，苏联在罗马尼亚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政权，明确表明苏联将会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而不是听从什么同盟国。1945年7月，当由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英国）和斯大林组成的新盟国阵营在波茨坦举行会议时，很明显，交战规则已经改变了。盟约已经摇摇欲坠，盟国间不再统一行动，而是各自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操控它们在欧洲的控制区内的政权更迭。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担心已经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又面临被共产主义政权大规模接管的危险，因此采取了更为强硬的遏制手段，也就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来对抗日益强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鲜明立场就是要限制共产主义的蔓延。这是一场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一方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另一方则是给20世纪下半叶蒙上阴影的苏联集团。正如杜鲁门阐述的，世界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美国的“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体自由的保证、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另外一种是苏联式的“恐怖和压迫、严控的报刊和广播、预设人选的选举，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压制”。杜鲁门坚称，只有“美国的政策才可以帮助那些正在奋力抵抗少数派武装镇压的自由人民……全世界保卫自由的人民，”他强调，“都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取支持”[15]。